很多人以为曾左闹翻，曾国藩会贬低左宗棠，事实恰恰相反。
曾国藩在家中书房批阅文书时，管家递来一封来自西北的军报。他展开读完，沉默了片刻。管家以为老爷会因与左公的嫌隙而对军务有所微词，却见曾国藩提笔在信纸边缘批了一行字：“粮草事宜，加紧督办，不得延误西征。”
这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了。自左宗棠受命西征，曾国藩虽已与其断绝私人书信，却始终通过官方渠道与私人关系，暗中协调两湖的饷银与粮秣转运。他知道新疆局势不稳，关乎边疆安定，而朝中能真正扛起这千斤重担的，唯左季高一人。
一次，幕僚忍不住问道：“大人既与左公不睦，何以如此劳心费力？”曾国藩放下笔，叹了口气：“我与左宗棠，是脾性不合。他说话如刀，我亦不喜。但这是私事。西北之事，是国事。私怨岂能误国？”他顿了顿，又说，“论兵战谋略，我不如他；论担当血性，他亦在我之上。朝廷用人，当用其长。”
这番话后来传到了左宗棠耳中。他正在肃州大营，面对沙盘筹划进兵路线。听闻后，他良久未语，只对身边亲信说了一句：“涤生（曾国藩）是君子。”此后，左宗棠在奏折中论及后方补给，虽从不提及曾国藩之名，但言语间已缓和许多，只陈事实，不再如以往那般尖锐指责湘军系官员掣肘。
实际上，曾国藩的“托举”并非毫无原则。他筹措粮草，但严卡账目，确保钱粮皆用于西征实事；他推荐人才辅助左宗棠，所选之人皆是实干之辈，而非私谊亲信。左宗棠起初对这些人抱有戒心，后来见他们办事得力，且只论公事，不涉党争，才逐渐放手任用。
左宗棠西征历时数年，最终功成。捷报传回京师，朝野欢庆。有人旧事重提，在曾国藩面前说起左宗棠往日对他的抨击。曾国藩只是摇了摇头：“平心而论，若易地而处，我未必能如他般坚持到底。收复疆土，保全金瓯，此乃不世之功。个人恩怨，何足道哉。”
左宗棠班师回朝后，两人终未再复私交。但在一次宫门外的偶然相遇，左宗棠破例向曾国藩拱手致意。曾国藩亦颔首还礼。没有寒暄，没有多言，随即各自上轿离去。
轿子转过街角，曾国藩掀开轿帘，回望了一眼宫门方向。夕阳余晖落在巍峨的宫墙上。他放下轿帘，闭目养神。心中所念，非个人荣辱，而是这风雨飘摇的帝国，终究又稳住了一方疆土。至于谁格局更大，后世自有公论，而于他而言，事已毕，心已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