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甘地是如何成为印度国父的——只有在印度才能有的传奇
甘地之所以能成为印度国父，并非有什么非凡的能力和本领，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也只有在印度才能被捧上天，换成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的。

甘地在南非的火车站月台上抖落身上的尘土。耳朵里还回响着那句“印度佬滚下去”，脸颊被抓出的红痕火辣辣地疼。他攥紧了手里那张大英帝国的律师资格证书，纸张边缘已被汗水浸软。那一瞬间他明白了，光有证件和英语不够，必须让英国人自己愿意给你座位。
他帮雇主打赢了官司，拿到了酬金，却没有立即回国。他在约翰内斯堡租下一个小办公室，门口挂上“甘地律师事务所”的牌子。来找他的大多是印度契约工和小商人，他们被克扣工资、被无故罚款、被禁止在特定区域居住。甘地收很少的费用，有时甚至不收。他替他们写申诉信，陪他们去市政厅递交材料，一遍遍向官员解释条款。
但申诉常常石沉大海。一次，他为一个被白人雇主打伤的工人争取医疗费，对方法官当庭嗤笑：“你是律师？你代表的这些人连完整公民权都没有。”甘地没有愤怒反驳，他安静地听完判决，然后站起身，面向那个捂着伤口的工人，用大家都听得到的声音说：“我们明天再来。”

他所谓的“明天再来”，是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方法。下一次类似事件发生时，他组织一群受影响的印度人，穿着最好的衣服，举着标语，沉默地站在市政广场。标语上用英文写着：“我们是大英帝国的子民，我们要求平等的法律保护。”警察来了，他们不跑；有人辱骂，他们不应。甘地站在队伍最前面，第一个被带走。
拘留室里，他盘腿坐着，拒绝进食。警方要求他签保证书不再聚集，他摇头。第三天，他被释放，因为外面的印度侨民开始用同样的方式聚集在警局门口。这次他没有打赢官司，但那个克扣工资的雇主悄悄补发了钱款——他怕事情闹得更大。

甘地把这次经历看作一种启示。他写信给南非的英国总督，措辞恭敬，称对方为“尊敬的阁下”，并详细陈述印度侨民的忠诚与困境，最后请求“基于帝国正义的原则”给予改善。信件公开后，部分英国报纸转载，本土议会里有人质疑南非的治理。
二十多年里，他三次入狱，又三次因外界压力被释。每次出狱，他的追随者就多一些。他不再只是一个律师，而成了一种象征：一个打不还手、却能让对方感到不安的印度人。

1915年，他回到印度时，国大党的几位领袖在孟买码头迎接他。他们需要一种能把千万农民和手工业者动员起来，却又不会激怒英国人的方法。甘地脱下西装，换上土布缠腰，走访村庄。他坐在村民的泥地上，听他们讲盐税的重压、英国工厂对棉布的倾销。
之后在国大党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议武装斗争。甘地站起来，声音不高：“如果我们用暴力，我们和压迫者有什么区别？我们要让他们无法统治。”他提出“非暴力不合作”的具体步骤：罢市、抵制英货、自行纺纱织布。一些激进派冷笑，认为这太过软弱。

但接下来的十年，他一次次证明这条路径的有效性。食盐进军中，他带领数千人步行到海边自制食盐，沿途百姓加入，队伍滚雪球般扩大。警方逮捕他，更多人顶上。英国人的监狱塞满了不抵抗的印度人，国际舆论开始转向。
二战爆发后，英国焦头烂额。1942年，当丘吉尔还在声称“不会放弃英属印度的任何一部分”时，甘地发起了“退出印度”运动。他再次入狱，但整个印度的行政机器因为大规模的不合作而近乎瘫痪。战争消耗让英国无力维持高压统治。

1947年印度独立前夕，谈判桌上，英国最后任总督蒙巴顿对甘地说：“你的方法让我们无法用枪炮回应。”甘地回答：“我不是要让你们无法回应，我是要让你们不想回应。”
独立那天，甘地没有出现在德里庆典上。他在加尔各答的一间陋室里，为教派冲突中的死难者绝食。他被尊为“国父”，但更多的人称他“巴普”（父亲）。他一生没有担任过任何官方职务，他的力量始终来自于那一套“只有在印度才能被捧上天”的方式：用忍耐迫使对方注视，用自我牺牲换取道德高地，用不合作瘫痪统治，最终在复杂的殖民体系与时代契机中，等来了历史性的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