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仙洲在1947年2月的战争中被俘，被关押到管理所后，陈毅司令员还特意亲自前去探望他。
1947年2月23日，莱芜战役进入最后阶段。李仙洲率部向北突围，在华东野战军的合围中负伤被俘。战役只打了3天，国民党军7个师、5.6万余人被歼，李仙洲也由前线指挥官变成了俘虏。战后，博山、淄川等13座县城相继解放，山东解放区的战略态势随之改变。
这里有个时间点需要说明。公开史料记载，陈毅探视李仙洲是在莱芜战役结束后不久，并非被俘当天。山东抗日战争纪念馆刊载的《王芳回忆录》记述，陈毅到来后先询问伤情，又谈到莱芜战役以及今后的打算。
这次谈话的分量，不在于几句安慰，而在于当时人民军队怎样对待高级俘虏。王芳回忆，李仙洲腿部中弹，陈毅探视时专门询问伤口，并希望他多研究中国现实、观察解放区情况，将来为国家和平作贡献。对一个刚在战场上失去部队的将领而言，谈话对象从军人身份转向了一个需要接受教育和重新安排人生的人，这种转变本身就很有时代意味。
战场上的身份已经发生改变，处理俘虏的方式也随之改变。李仙洲没有被当成普通士兵随意处置，而是接受审查、治疗和教育。王芳回忆，初审时先给他倒水、递烟，并明确告知优待俘虏的政策；陈毅随后又询问伤势。这些安排没有改变战场胜负，却说明战争中的敌我关系一旦进入俘虏管理阶段，处理原则已经不同。
莱芜战役本身，则是另一条线索。1947年1月，山东、华中两支野战力量完成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成立，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攻，华野没有在对方选择的地点决战，而是先制造南线动向，主力秘密北移，再集中兵力解决李仙洲集团。2月20日至23日，战役歼敌5.6万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的部署，也为后来粉碎山东重点进攻创造了条件。
李仙洲的被俘，还有一个特殊背景。国民党军第46军军长韩练成当时与中共方面有联系，在部队北撤时放弃指挥，对李集团内部失去统一指挥造成了影响。这个因素不能替代对莱芜战役整体指挥失误的分析，但确实是研究这场战役时绕不开的一环。战役结果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个人临阵离开，华东野战军的调动、包围和集中兵力才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军事因素。
更值得注意的是，被俘并没有成为李仙洲人生的终点。1947年3月17日，他与其他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发表反内战通电，公开呼吁和平。这个变化发生在战场失败之后，却比战场上的输赢更能说明一个人的人生如何转折。
此后，李仙洲长期接受教育改造。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战争罪犯实行分批特赦。1959年12月4日，首批33名战犯获特赦；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50名战争罪犯获特赦，李仙洲就在其中。
这条时间线很重要。李仙洲从1947年被俘，到1960年获特赦，相隔13年。这里也要纠正一个常见说法：1960年是新中国第二次特赦，不是第一批特赦；首批33人于1959年获释，李仙洲属于1960年第二批50人。他的重新走入社会，不是因为一次探视就改变命运，而是国家既定政策、长期教育改造和个人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
此后的事实也说明，特赦并不只是把人从管理机构送回社会。部分获释人员后来被安排参与政协文史工作，整理和提供抗战史料，让亲历者的记忆进入公共历史。这种安排把个人命运的转折，又接到了国家保存历史、凝聚社会共识的更大进程上。
这也正是这段往事值得重看的地方。战争可以迅速把人分成敌我，但战争结束以后，社会仍要面对如何安置俘虏、如何化解旧有对立、如何让人重新成为普通社会成员的问题。
莱芜战役结束于1947年，而李仙洲获得特赦是在1960年。13年间，战场已经远去，社会制度和国家面貌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历史真正留下的，不只是一次战役的胜负，还有一个时代由战争走向和平、由旧秩序走向新秩序的过程。对李仙洲而言，被俘是人生的一次断点；对整个中国而言，它也只是一个旧时代走向终结、新时代逐步展开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