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周，今年六十有二，退休前在咱们市红星轧钢厂的通勤火车上当列车员，一干就是整整十年。提起那列绿皮通勤车，轧钢厂上上下下几千号人，没一个不熟悉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儿了，那会儿大厂子的排场大，为了方便职工上下班，专门修了一条窄轨铁路，从市中心的宿舍区直通郊外的厂区，单程四十分钟，一天跑八个来回，雷打不动。

我这人，打小就认死理，干列车员这活儿，更是把“细致”两个字刻在了骨子里。每天凌晨四点半，天还黑得跟墨似的，我就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往车库赶，先绕着车厢转三圈，检查门窗、座椅、暖气管，再把锅炉烧得旺旺的，等着第一拨上工的工人。通勤车上的乘客，不是师傅就是徒弟，不是邻居就是亲戚，张三家的小子考上大学了，李四家的媳妇生了大胖小子，王二麻子昨天上班迟到被车间主任罚了站，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全在车厢里传得沸沸扬扬。我呢，就爱听这些，一边查票剪票，一边插两句嘴，一天的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

我们这趟通勤车，一共就四节车厢，刷着褪了色的绿油漆，车皮上坑坑洼洼的，全是锈迹。车头是那种老式的蒸汽机车，跑起来“哐当哐当”响，烟囱里冒的黑烟能把半边天都染黑。线路两旁，一边是庄稼地，一边是荒坡，除了几个固定的站点——宿舍区站、百货大楼站、农机厂站、轧钢厂站——其余地方全是野地。老职工们都知道，这条线路上，还有个没人敢提的“鬼站”，叫黑牛岭。说是站，其实就是个土坡上扒出来的三间破瓦房，早就废弃了，铁轨都锈得跟麻花似的，野草长得比人都高。我刚来的时候，问过车队的老班长，黑牛岭站为啥不用了？老班长狠狠瞪了我一眼，吐出一口烟圈，半天憋出一句：“少打听，晦气。”后来我才零零散散听人说，二十年前，黑牛岭这儿出过一场特大事故，具体是啥事儿，没人愿意细说，只知道从那以后，这站就废了，连线路图上都没了它的名字。

那是1987年的深秋，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头天晚上下了一整夜的秋雨，地上湿滑滑的，到了后半夜，雾气就起来了，浓得跟米汤似的，五步开外看不见人影。我凌晨四点到了车库，检查完车厢，就坐在值班室里喝热茶，等着发车。五点半，第一趟通勤车准时出发，往轧钢厂方向开。车上的人不多，大多是上早班的工人，一个个睡得东倒西歪，有的靠在椅背上打呼噜，有的缩在座位底下，裹着军大衣，连眼睛都懒得睁。

我提着一个铁皮票夹子，从第一节车厢开始查票。“老张，醒醒，检票了。”“小李，你的月票呢？别又忘家里了。”我一边喊，一边把月票上的日期剪个小口，动作熟门熟路。第一节车厢，十二个人，全是老面孔；第二节车厢，八个，有两个是新来的学徒工，我仔细看了看他们的临时票，没问题；第三节车厢，人最少，就四个，都是轧钢厂炉前班的师傅，熬了一夜的夜班，这会儿睡得正香，嘴角还淌着口水。查完第三节，我习惯性地往车尾走，心里还嘀咕：今天人真少，平时第三节车厢都坐满了。

就在这时候，我愣了一下。

不对啊。

我们这趟车，明明只有三节乘客车厢，加上车头，一共四节。可现在，我眼前，在第三节车厢的后头，竟然多出来一节车厢！

那节车厢，跟我们的车皮一模一样，也是绿油漆，也是锈迹斑斑，但是看着比我们的车厢新一些，窗户上还蒙着一层水汽。雾气顺着门缝往里钻，隐隐约约能看见里面坐着人。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了，揉了揉眼睛，再看——没错，就是多了一节。

“怪了。”我嘴里嘀咕着，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往前挪。这趟车的编组，我闭着眼睛都能数清楚，昨天晚上入库的时候，明明是三节乘客车厢，怎么一夜之间多了一节？难道是车库那边临时加挂的？可加挂车厢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人跟我吱一声？

我走到那节车厢的门口，推了推门，没锁，“吱呀”一声开了。一股阴冷的风夹杂着水汽扑面而来，冻得我打了个哆嗦。车厢里的光线很暗，雾气蒙蒙的，能看见一排排座位上，坐着十几个人。他们都穿着深蓝色的工装，那种工装我见过，是二十年前轧钢厂的老款式，领子上还印着“红星轧钢”的字样，只是现在早就换成了灰色的工装。这些人，一个个都低着头，肩膀微微耸动着，浑身湿淋淋的，头发上还滴着水，裤脚管往下淌着泥浆，弄得车厢地板上一片湿漉漉的。

“同志，检票了。”我定了定神，举起手里的铁皮票夹子，按照规矩喊了一声。

没人理我。

他们还是低着头，嘴里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声音很小，像是蚊子嗡嗡叫，但是仔细听，能听出是在商量事儿。我往前走了两步，凑到一个中年男人的身边，他的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嘴唇发青，正压低了嗓门说话：“……不能就这么算了，咱们的工钱，拖了三个月了，家里老婆孩子都快揭不开锅了……”

旁边一个年轻点的小伙子接话：“王师傅说得对！明天咱们就罢工，堵着厂门口，不给说法不走！”

“对！罢工！”

“要工钱！要活命！”

几个人跟着附和，声音里带着一股子怨气，听得我心里发毛。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这些人的脸色都不对劲，不是正常人的那种黄皮肤，而是一种铁青铁青的颜色，像是在水里泡了很久的尸体。而且，他们身上的衣服，虽然是老款式的工装，但是上面沾着的泥点，还有一股子铁锈和血腥味，闻着让人恶心。

“同志，麻烦出示一下车票。”我又喊了一声，声音比刚才高了一些。

这时候，那个叫王师傅的中年男人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神很空洞，没有一点神采，像是两潭死水。“票？”他嘴里咕哝着，声音沙哑得厉害，“我们有票……”

就在这时候，火车猛地一震，“哐当”一声，像是撞上了什么东西，猛地停了下来。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赶紧扶住旁边的座椅靠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车厢里的广播突然响了——那广播早就坏了半年多了，平时就是个摆设，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响了。

广播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很生硬，像是几十年前的录音，带着一股子电流的杂音：“各位乘客请注意，黑牛岭站到了……黑牛岭站到了……请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

黑牛岭？！

我浑身的汗毛一下子就竖起来了！这个站，早就废弃了二十年了，线路图上都没有，怎么可能报站？！

就在我愣神的功夫，车厢里的那些人，突然站了起来。他们动作很僵硬，像是提线木偶一样，一个个排着队，往车门的方向走。他们的脚步很轻，踩在湿漉漉的地板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慌得不行，赶紧追了上去，一边追一边喊：“哎！等等！还没检票呢！你们的票呢？！”

没人回头。

他们一个个走到车门口，车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开了。外面的雾气更浓了，浓得伸手不见五指，只能看见一片白茫茫的。他们鱼贯而出，走进雾气里，身影很快就模糊了。

“站住！都给我站住！”我急了，三步并作两步冲到车门口，探出身子往外面喊。

这时候，最后一个下车的人，也就是那个王师傅，突然回过头来。

我看清了他的脸。

半边脸，已经没了。

血肉模糊的，骨头茬子露在外面，眼珠子挂在眼眶上，脸上还沾着铁轨上的碎石子和铁锈。那场面，吓得我头皮发麻，嗓子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王师傅看着我，嘴巴动了动，声音幽幽的，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票根……在车底下……”

说完，他转过身，走进雾气里，彻底消失了。

我站在车门口，浑身发抖，冷汗把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雾气钻进我的脖子里，冰凉冰凉的，冻得我牙齿都在打颤。车底下？票根在车底下？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这句话。

过了好半天，我才缓过神来。这时候，火车已经重新启动了，“哐当哐当”地往前开着。车厢里的雾气散了一些，我低头看了看脚下——那节多出来的车厢，竟然不见了！

刚才明明还在的，怎么说没就没了？！

我赶紧往回跑，跑到第三节车厢的末尾，果然，空空如也，只有一截锈迹斑斑的挂钩，孤零零地吊在那里。我又跑到车头，找到司机老李，拍着他的肩膀大喊：“老李！刚才是不是加挂了一节车厢？！”

老李被我吓了一跳，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老周你疯了？加什么车厢？咱们这趟车，一直都是三节乘客车厢，从来没变过！”

“不可能！”我急得直跺脚，“刚才我明明看见第三节车厢后面多了一节！里面还有十几个人，穿着老工装，说要罢工！还报了黑牛岭站！”

老李皱着眉头，上下打量着我：“老周，你是不是没睡醒？黑牛岭站？那地方废了二十年了，铁轨都扒了，火车怎么可能在那儿停车？再说了，刚才大雾那么大，我一直盯着前方，根本就没停过车！”

“没停车？”我愣住了，“刚才火车明明震了一下，还停了！广播还报站了！”

“震了一下是因为压到了铁轨上的石头，”老李说，“广播？那破广播早就坏了，线路都掐了，怎么可能响？老周，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出现幻觉了？”

我看着老李的眼睛，他不像是在说谎。这时候，车厢里的工人也醒了，围过来看热闹。炉前班的张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周哥，你是不是做梦了？我们刚才睡得香着呢，根本没听见什么广播，也没看见什么多出来的车厢。”

“是啊是啊，周哥，你肯定是累着了。”

“最近厂里活儿多，你天天起早贪黑的，可得注意身体啊。”

听着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我心里越来越慌。难道真的是我出现幻觉了？不可能啊！刚才那节车厢，那些人，还有王师傅那张血肉模糊的脸，都那么真实！

我不死心，趁着火车到站的间隙，跑到车底下看。

那是轧钢厂站，工人们都下车了，我趴在铁轨旁边的草丛里，往车底看。这一看，差点把我的魂儿吓飞了。

铁轨的枕木缝隙里，密密麻麻的，塞满了发黄的、腐烂的旧车票。

那些车票，都是二十年前的款式，上面印着“红星轧钢厂通勤票”，日期是1967年10月12日。

我颤抖着手，捡起一张。车票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但是上面的字迹还能勉强看清。我看着那个日期，脑子里“嗡”的一声，突然想起了老班长当年说的话——二十年前的那场特大事故。

我赶紧跑回车队，翻出了尘封的档案。档案柜里，厚厚的一摞资料，我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那份事故报告。

报告上写着：1967年10月12日，阴雨天，大雾。红星轧钢厂通勤车，在黑牛岭站附近，因铁轨松动，发生脱轨事故。机车倾覆，三节车厢全部坠入山沟，车上四十一名职工，无一生还。事故原因，经调查，是因为当时职工因拖欠工资问题，计划罢工，厂方为了阻止罢工，连夜抢修老旧铁轨，导致铁轨松动……

我看着报告上的文字，手都在抖。四十一名职工……无一生还……拖欠工资……罢工……

我终于明白了。

刚才那节多出来的车厢，那些浑身湿透的人，根本就不是活人。他们是二十年前那场事故里的遇难者！他们穿着老工装，是因为他们死的时候，就穿着这身衣服；他们浑身湿透，是因为那天晚上下着大雨；他们商量着罢工，是因为他们临死前，还在为自己的工钱抗争！

黑牛岭站，就是他们的终点站。

我拿着那张泛黄的旧车票，蹲在档案柜旁边，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从那以后，我就像是变了个人。每天还是按时上班，查票剪票，但是话少了很多。同事们都说我魔怔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看见的那些，都是真的。

没过多久，那条窄轨铁路就被拆了。因为轧钢厂效益不好，很多工人都下岗了，通勤车也没必要再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辆公交车，跑在新修的柏油马路上。

我退休的那天，特意去了一趟黑牛岭。那里早就变了样，荒坡被推平了，盖起了一片商品房。我站在小区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五味杂陈。

突然，一阵风吹过，带来了一股子潮湿的水汽，还有淡淡的铁锈味。我抬头一看，远处的雾气里，好像有一列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开了过去。车厢里，坐着十几个人，穿着深蓝色的工装，低着头，在商量着什么。

我揉了揉眼睛，再看，雾气散了，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风，在耳边呼呼地吹着，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后来，我再也没跟人提起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没人会信。

只是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我都会煮一壶热茶，坐在阳台上，朝着黑牛岭的方向，默默地喝着。

我知道，他们还在那里。

还在等着他们的票根。

还在等着一个迟到了二十年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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