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天，朱德元帅在泰和县田野上看到一个挑粪桶的农妇——康克清当场落泪，朱元帅脸色铁青，那是失散二十七年的西路军女团长！

主要信源：（央视网——王泉媛：苦难人生亦精彩）

1962年，朱德元帅和夫人康克清坐在车里，沿着去泰和的山路慢慢走。

车子转过一片水田时，朱元帅忽然从窗口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

那人肩上压着一根扁担，两头吊着粪桶，正弯着腰，一步一步从田埂那头挪过来，整个人佝偻得厉害，像随时会被那担子压垮。

他没说话，眼睛却一直盯着那个影子，康克清察觉到了，让司机停车。

车门推开，康克清踩着泥地大步走过去。

越走越近，她也越看越清楚，那人头发白了，脸上全是皱纹，破棉袄上一层接一层的补丁，裤腿卷到膝盖，两条小腿上裹满了干泥和粪渍。

康克清在几步之外站住，嘴唇动了动，眼泪先掉了下来。

她喊了一声名字，嗓子是抖的，那人抬起头，先是愣住，紧接着放下扁担，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站在原地搓手，粗糙的手上全是裂口。

她想把自己拾掇干净一点，手往棉袄上擦了又擦，可越擦越脏，她不敢上前。

这个挑粪的老妇人，叫王泉媛。

年轻的时候，她是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的团长，手下带过一千三百多个女兵。

朱元帅站在田埂上，没有马上走过去。

他认得眼前这张脸，虽然再也找不到当年一丝一毫的影子。

二十多年前，河西走廊的枪声里，那张脸是带着杀气。

现在呢，枯瘦，憔悴，皱纹一道叠一道，只有那双眼底下的劲儿还在，只是被压得太深，轻易看不出来。

陪同的当地干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小声说这人成分不好，是作改造对象处理。

朱元帅转过头看了他们一眼，没有发火，声音压得很低，却每一个字都砸得人抬不起头。

他说：她是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老红军，是带过一千多人的团长，你们怎么可以让她在这里挑大粪。

没有人敢接话。

王泉媛是江西吉安人，家里穷，还没懂事就被族里人许给别家当了童养媳。

那些年起早贪黑，挨打受气，好在她性子硬，没有认命。

1930年，红军打到她的家乡，她听说这支队伍分田地、护穷人，女人也能挺直腰板做人。

那天夜里，她翻过婆家的土墙，跑了，这一跑，就没打算回头。

她在苏区从妇女工作干起，渐渐地藏不住了那股劲。

长征开始的时候，她是红军里为数不多的女干部之一。

三过草地，四座雪山，抬过担架，背过伤员，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句苦都没叫过。

1936年，红军主力会师之后，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挺进。

王泉媛被任命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全团清一色女兵，最小的十四岁，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

她们和男兵一样背枪，一样行军，一样上前线。

河西走廊的冬天冷得能把人的骨头冻透，女兵们穿着单薄的军衣在戈壁滩上奔走，脚下连一双完整的鞋都没有。

后来回到泰和的时候，家里人几乎认不出她。

腿烂着，头发乱着，衣服破得不像个人样。

她什么也没说，在家里住下来，下地干活。

后来嫁过人，再后来又改嫁，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村里人只知道这个女人的来历不太清楚，有人议论她，有人看低她，她从来不辩解。

白天她比谁都肯下力气，插秧、挑粪、喂猪、砍柴，什么都干。

1962年3月，这辆车子停在田埂边的时候，她已经在那个村庄里过了十几年的农民日子。

康克清拉住她，问她这些年为什么不捎个信。

她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满手的泥，什么也没说。

朱元帅发了话之后，地方上没有敢再拖延。

很快，王泉媛被安排到禾市乡敬老院当院长，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工作岗位，但她终于能挺直腰杆，对外头说一句自己是红军。

1989年，几十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结果，王泉媛恢复了党籍，党龄从1930年算起，按老红军待遇对待。

拿到批复的那个晚上，她哭了很久，把半辈子的委屈和委屈之后的那口气一起哭了出来。

2009年，王泉媛在泰和县去世，活了九十六岁。

她死后留下话，墓碑上不要写官，不要写事，只写红军女兵四个字就足够。

我认为，这个女人把最苦的日子都咽进了肚子里，却始终没有把“红军”两个字放下。

她一辈子等一个身份，等的不是名义上的平反。

而是有人记得：她是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人，她没有背叛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