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蒋介石得知黄维被特赦的消息后，立刻邀请他前往台湾，不仅补发了他被俘27年的中将军饷，还恢复了他的名誉，蒋介石万没想到，黄维竟直接拒绝了他。

198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向贵州省委统战部发出一份文件，确认一名叫周廷烈的老人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

次年，周廷烈成为贵州平塘县政协委员，后来又进入省政府参事室。
为他向中央统战部写信的人，是十年前刚获特赦的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

此时，黄维已经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仍熟悉旧部队的编制和人事。

十年前，他刚离开战犯管理所时，曾面临另一种生活选择。台湾方面愿意补发他多年未领的国民党中将军饷，希望他离开大陆。黄维没有接受这项安排。

1948年12月，黄维率领的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在淮海战役双堆集地区被歼，他本人被俘。

此前，他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受到蒋介石与陈诚的重用，抗战时期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战败以后，他长期与妻儿分离，原有军职也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失败而结束。

1959年，杜聿明、王耀武等首批国民党战犯获特赦，黄维仍在押。妻子蔡若曙一次次等候他出狱，精神疾病逐渐加重。女儿黄慧南直到1965年，才在上海第一次与亲生父亲见面，当时会面仍有管理人员在场。

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并给予公民权。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293人，其中有黄维。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政策，有工作能力者安排工作，年老患病者给予照顾，愿意前往台湾的可以获得路费与便利，日后还可以回来。

黄维最初打算与妻子返回江西贵溪，安度晚年。
有关部门最终安排他留在北京，担任全国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专员。3月21日，蔡若曙来到北京，与分离二十六年多的丈夫重逢。黄家终于能够在一处生活，黄维也开始有固定收入和工作。

黄维的女儿黄慧南后来谈到，台湾方面曾表示愿意补发父亲二十七年的中将薪水，请他前往第三地。黄维没有答应。他没有为了这笔钱离开大陆，也没有重新谋求国民党军职，而是留在北京，开始整理战争亲历者的。

那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病逝，距黄维获释只有十七天。此后十多年，黄维始终没有迁居台湾，继续在北京从事文史工作。

同批特赦者中却有人真的申请赴台。十名获释人员4月14日抵达香港，台湾方面没有发给入境许可。到了六月底，这些人仍滞留香港。他们离开大陆时可以得到路费，到了香港却无法直接同岛内家人团聚。黄维没有参加这次赴台行动。

1976年，蔡若曙去世，夫妻重新共同生活只有一年左右。黄维继续住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工作。他一直关心国民党军人在抗战中的经历，1980年前后赴上海时，还专门前往罗店，探访当年参加淞沪抗战的战场。

此后，涉及陈诚的旧事发生争论，黄维也出面核对。有人将邓演达被捕遇害归因于陈诚告密，黄维联系有关人士，撰文反驳。1987年，他与邱行湘前往浙江青田，查看陈诚故里，并建议修整故居和陈氏家族墓地。陈诚早已去世，黄维仍记着昔日提拔自己的老上级。

黄维也没有疏远原战犯管理所人员。八十年代中期，他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出不住宾馆，回原来的二号监室住一夜。关押期间，管理所曾为他的重病安排治疗，也允许他从事机械设计试验。离开管理所多年，他仍与原所长金源保持联系。

在北京，黄维陆续为旧部写证明，向有关部门反映抗战老兵的困难；在政协工作之外，又通过黄埔同学会与海峡另一边的故旧接触。

1984年周廷烈写来的求助信，正是其中一例。黄维熟悉对方当年的部队经历，又能以全国政协常委身份向中央统战部反映情况。周廷烈后来获得的工作与待遇，则由中央统战部、贵州地方部门按照政策调查办理。1987年，他进一步获得了相应的干部待遇。

到了八十年代末，两岸往来条件已经发生变化。黄维数次赴香港会见旧人。1989年初，台湾方面通过民间渠道邀请他赴岛内访问，他接受了这一安排，列出准备会见的黄埔同学和友人，还计划祭扫蒋介石、陈诚、何应钦等旧人的墓地。

当年让黄维重新赴台的安排，已经变成了故旧探访和两岸交流。他在北京的政协职务没有改变，准备前往台湾也不涉及恢复国民党军职。昔日的师生关系、战友关系，开始成为双方重新建立联系的渠道。

1989年1月，黄维从香港返回北京，继续准备访问手续和政协会议。3月，他到会议地点报到后感到身体不适，随即就医，住院后病情恶化。3月20日凌晨3时20分，黄维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4月7日，北京医院为黄维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此前他为台湾之行准备的故友名单和访问安排，没有机会付诸实施。而四年前那封为周廷烈写的信，已经得到有关部门办理，老部下在贵州获得了政协委员和政府参事的身份。

黄维当年选择留下来之后，昔日军中积累的人脉与经历，最终在他晚年的政协工作和两岸交流中发挥了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