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国民党高官莫名失踪，调查后才发现，他竟被人活埋了！此事惊动了蒋介石，蒋介石要求彻查，结果却发现这是戴笠的亲信干的！

1942年3月16日，河南洛阳发生了一件怪事。正在参加省政会议的国民党第十二行政督察区专员韦孝儒突然不见了。工作人员赶到他的住处，发现随员也没了踪影，连借宿学校的几名教职人员都一起消失。六个人一夜之间失踪，随后竟被发现遭人杀害，尸体埋在机场附近的枯井里。

韦孝儒是河南杞县人，早年接受过新式教育，曾参加同盟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豫东组织地方武装，参与抵抗日军。后来担任第十二行政督察区专员，负责地方行政和治安事务。这个职位虽然比不上战区司令，却掌握着辖区内相当重要的行政权力。

1941年前后，豫东局势十分复杂。前线需要粮食、武器和运输物资，地方还得应付土匪、走私等问题。韦孝儒在整顿地方治安时，多次查扣违禁货物。其中一些案件牵涉军统人员，而这些人的后台，正是戴笠十分倚重的赵理君。

赵理君当时在军统系统内颇有势力，曾参与多起秘密行动，做事强横。他在河南活动期间，手下人员涉嫌利用武器交换鸦片牟利。有关历史记述提到，韦孝儒查获相关走私货物，还处置了涉案人员，使赵理君的利益受到损害。

这件事让双方矛盾迅速激化。韦孝儒掌握地方行政权力，赵理君依靠军统背景开展活动。两人背后还牵涉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谁也不愿退让。赵理君逐渐产生报复念头，最终将矛头指向韦孝儒本人，一场秘密谋杀由此酝酿。

1942年3月15日，河南省政府在洛阳召开会议，韦孝儒前来参加。他没有住进专门安排的高级住所，而是借宿洛阳复旦中学。学校校长郭兆曙与他相识，住在这里既方便办事，也能与旧友见面。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寻常的借宿竟成为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当天夜里，赵理君手下的曹银屏等人进入学校。按照相关案件记述，他们原本针对韦孝儒采取行动，却因为其他人员发现异常，将韦孝儒的两名随员、校长郭兆曙、教务主任南西光和教师丁次镛一并控制。

六个人被带离学校，押往洛阳机场附近。有关记述称，他们在那里遭到捆绑，被投入废弃枯井，随后有人用泥土和石块掩盖井口。部分记载还描述了勒杀情节，因此具体死亡过程存在不同说法，但六人遭到集体谋杀并被埋尸的事实，是这起案件的核心。

第二天，韦孝儒没有出席会议。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得知情况后，派人寻找。调查人员赶到复旦中学，发现不仅韦孝儒不见了，学校几名人员也同时失踪。既没有正常离开的记录，也没有明确的外出安排，整个事件显得极不寻常。

消息很快传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那里。洛阳当时承担重要军事职能，一名地方专员在这里失踪，显然不是能够轻易搪塞的小事。蒋鼎文要求军警、宪兵及情报人员参与调查，军统河南方面的岳烛远等人也被卷入案件侦查。

调查过程中，一个异常情况引起注意：洛阳机场附近有废弃井口出现人为填埋痕迹。随着调查人员进一步追查，韦孝儒等人的遗体被发现。失踪案由此转为重大谋杀案。关于发现遗体的确切日期，流传记述并不完全一致，不能简单认定案件一直拖到1943年才告破。

随后，侦查方向逐渐集中到军统内部。有关回忆提及，涉案人员的活动情况、被害人遗物以及知情者提供的消息，都成为追查线索。赵理君及其部下曹银屏进入调查视野，原本参与地方安全事务的人员，反而成了严重命案的嫌疑对象。

赵理君的身份使案件处理格外困难。他是戴笠的亲信，熟悉军统内部事务，也执行过不少秘密任务。如果只是普通地方人员犯罪，处理起来相对简单；偏偏涉案者在军统内部有深厚关系，使调查不可避免地遇到阻力。

韦孝儒与陈立夫、陈果夫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关系密切。案件发生后，陈立夫等人要求严惩凶手。消息上报重庆，蒋介石也介入处理。此时争议已经不只是追究六条人命，而是军统人员能否借特殊身份逃避法律责任。

1942年8月底，军统人员文强接到戴笠电报，被安排参与赵理君案件的会审。赵理君被控制后，仍试图凭借过去的经历争取宽恕。他认为自己曾替军统执行重要任务，又有戴笠作为靠山，不至于被判处死刑。有关记述称，他甚至向蒋介石陈述过去参与的暗杀行动，希望能够将功抵罪。

然而，他曾经执行秘密任务，并不能改变这次杀害地方官员和学校人员的性质。随着审理推进，案件受到越来越多关注，蒋介石最终决定处决赵理君。对于戴笠而言，这意味着自己长期信任的一名行动骨干已无法保住。

1943年，赵理君被执行枪决。部分记述将处决时间记为当年9月，地点为洛阳复旦中学操场。曹银屏等涉案人员也受到追究。由于不同回忆对具体执行日期和人员情况记载不尽一致，不能将所有细节都当成完全一致的定论。

赵理君死后，这起案件并没有随着枪声消失。韦孝儒在抗战期间组织地方武装、参与豫东防务的经历，后来得到追述。1943年，国民政府还有针对他抗战经历的褒扬记录。与其遭遇相比，这些身后安排显然已经无法挽回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