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狂妄，狂欢，“三狂”州长杨红卫：我爱人也收了钱，抓我就行了，不要抓她。2011年4月27日，楚雄州委常委会正在开会，气氛很正常。突然，云南省纪委的人走进来，当众宣布对州长杨红卫实行双规。杨红卫当时就懵了，脸色刷白，浑身发软，两条腿根本站不住，最后由4名警务人员架着抬出了会场。
 
一个是对政绩的狂热，一个是对权力的狂妄，还有一个是对生活的放纵。三件事叠在一起，能力越强，造成的后果反而越大。
 
杨红卫早年并不是没有成绩。他出生在彝族家庭，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28岁出任县长，42岁成为楚雄州主要领导，一路升得很快。
 
到了楚雄之后，杨红卫把发展经济简单理解成上项目、铺摊子、抢速度。机场建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专家论证没有通过，土地审批也没有完成，他还是要求限期修建跑道。
 
茶花城市改造同样留下争议。为了打造所谓城市特色，当地大规模砍掉原有树木，要求机关、学校和家庭种植茶花，最后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还引发了不少群众不满。
 
更大的风险出现在德钢技改项目上。项目涉及3万多亩耕地，在国家审批和土地手续没有走完前，地方就直接推进，后来项目停工，造成2.66亿元损失，地方财政承担了沉重代价。
 
可现实不会因为领导着急，就自动替项目开绿灯。
 
据查，楚雄还曾出现挪用6600万元恐龙谷专项保护资金的情况，连政府办公大楼也被拿去抵押还债。短短几年，地方财政从较为充裕走向沉重负债，公开信息中曾出现负债百亿的说法。
 
地方发展当然需要投资，但投资不是越多越好，速度也不能替代程序。现实中，有些地方把重大项目拆分推进，先做论证，再看财政承受能力，项目慢一点，却能避免一停了之，这正是两种治理方式的差别。
 
比项目冒进更危险的，是权力失去边界。
 
在楚雄任职期间，杨红卫被指逐渐形成一言堂，谁提出不同意见，谁就可能受到排斥。纪检部门正常办案时，他甚至放话要切断相关部门的财政支持。
 
地方查出贪腐窝案后，他还多次向司法机关施压，要求终止查办，为涉案人员提供保护。老干部提醒，上级提出意见，他都没有真正放在心上。
 
真正关键的，不是干部有没有魄力，而是有人能不能在他冲过头时按下刹车。一个地方主官如果既能定项目，又能压住监督，还能干预案件查办，权力就很容易从公共工具变成个人筹码。
 
2009年，姚安发生6级地震，灾区群众急需住房和基础设施，国家也拨付了灾后重建资金。按理说，这些钱每一分都应该优先用于群众安置和家园恢复，可重建过程中却出现资金截留、房屋质量不过关等问题。
 
有群众住进新房后仍然不安心，多次反映情况没有得到解决，相关问题后来进入更高层面的视野。调查一展开，牵出的就不只是工程质量，还有地方权力对资金和案件的层层控制。
 
接着查下去，问题一件件浮出水面。
 
材料显示，杨红卫长期吸食名为卡苦的毒品，这种物质主要成分为鸦片，甚至在开会期间也曾吸食。下属见到这种情况不敢制止，说明当时的权力氛围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监督功能。
 
他的生活作风同样混乱，被指与多人保持不正当关系。妻子也卷入收受财物等问题，夫妻共同涉案，还出现假结婚证这样的荒唐操作。
 
一个干部私生活混乱，未必立刻等于职务犯罪，但当生活失控和权力失控同时出现，风险就会快速扩大。因为他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个人选择，而是公款、项目、干部任用和司法监督。
 
庭审时，杨红卫并没有表现出明显悔意。他承认收受财物，却不愿承认滥用职权，仍把许多激进决策解释成发展经济，只认为方法可能有问题。
 
这种说法能不能成立？发展经济不是违规用地的理由，推动项目也不是挪用专项资金的理由，保护干部更不能成为干预司法的理由。
 
庭审中，他还曾向旁听席上的亲属使眼色，并为妻子求情，希望把责任更多揽到自己身上。这个细节看起来有一点家庭情感，但它改变不了案件性质，也无法抵消此前造成的损失。
 
法院查明，杨红卫单独或伙同妻子收受巨额财物，涉及现金、外币和奢侈品，国内外房产多达23套。最终，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违法所得全部没收，上诉也被驳回。
 
有人觉得，杨红卫如果走正道，或许能成为一名能干的地方干部。这个判断只说对了一半，能力可以帮助一个人做成事情，却不能替代底线，更不能证明一个人适合掌握更大权力。
 
同样是抓发展，有的地方会把审批、财政、环保和群众意见放在一起评估，有的地方却把速度当成唯一答案。前者可能慢一些，后者看起来风风火火，最后却可能留下烂尾项目和财政窟窿。
 
杨红卫的经历提醒人们，地方主官最怕的不是没有想法，而是只有想法，没有约束。政绩冲动、权力膨胀、生活放纵一旦互相推动，个人就会把整个地方拖进风险里。
 
从州长到阶下囚，表面看是一次落马，实际上是多年失控后的集中结算。没有敬畏，能力越大，破坏面越大，位置爬得越高，失去约束后的代价也就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