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冬天，35岁的张爱玲与64岁的胡适相约在纽约街头，本想寻求胡适接济的张爱玲，发现两个人同样落魄。胡适一家挤在简陋狭小的公寓里，张爱玲也只能申请住到“救世军”的难民营。

胡适站在风口，大衣领子竖着，手插在口袋里。他转头看张爱玲：“住处还习惯吗？”

张爱玲没看他眼睛，盯着自己鞋尖：“还好，有地方睡。”

两人沿着街走。胡适步子慢，张爱玲配合着。经过一家咖啡馆，胡适停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走。

“你的《秧歌》，”胡适说，“英文版的事，问过几家出版社。”

张爱玲肩膀微微绷紧。

“都说现在美国读者对中国农村题材兴趣不大。”胡适声音平直，“我再问问别的。”

“不用麻烦了。”张爱玲说，“我自己想办法。”

胡适看她一眼。张爱玲侧脸线条很紧，嘴唇抿成一条线。他知道这表情——不是客气，是自尊。

到了难民营门口，张爱玲站住：“就送到这儿吧。”

胡适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一点……”

“真不用。”张爱玲打断他，语气急了些，又缓下来，“您也不容易。”

胡适手停在半空，最后还是收了回去。他点点头，转身走了。

张爱玲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才推开难民营的门。走廊里飘着消毒水味，她房间在三楼，十四平方米，一张床一张桌。她从提包里拿出稿纸，在桌前坐下。

楼下传来孩子的哭声。她笔尖顿了顿，继续写。

过了两周，胡适又来了。这次带了一摞杂志。

“这些在征稿，”他把杂志放在桌上，“稿费不高，但稳定。”

张爱玲翻了几页，都是些美国地方小报，需要填版面的短文。

“谢谢。”她说。

胡适在屋里站了会儿。房间太小，他几乎没地方转身。窗玻璃有条裂缝，用胶布贴着。

“我打听过了，”胡适说，“有个文艺营，叫麦克道威尔。作家可以申请去住几个月，包食宿。”

张爱玲抬起头。

“但要提交作品计划，通过评审。”胡适从大衣内袋掏出一张表格，“我给你写了推荐信。”

张爱玲接过表格，手指摩挲着纸边。推荐信是胡适亲笔写的，字迹工整。

“为什么帮我？”她问。

胡适沉默片刻：“我们都是写字的。”

张爱玲没再说话。她把表格仔细折好，放进抽屉。

胡适离开时，张爱玲送他到楼梯口。楼梯很暗，灯泡坏了。胡适扶着栏杆慢慢往下走，脚步声在楼道里回响。

“胡先生。”张爱玲突然开口。

胡适停在半层，抬头看她。

“您保重。”她说。

胡适笑了笑，摆摆手，继续往下走。

张爱玲在楼梯口站了很久，直到脚步声完全消失。她回到房间，拉开抽屉看着那张表格。表格右上角要贴照片，她找出护照照片，比了比大小。

窗外开始下雪。纽约的第一场雪，细碎的，落到地上就化了。

她铺开稿纸，开始写申请材料。写她计划完成的小说，写她的创作想法。写到一半停笔，想起胡适公寓里堆满书籍的狭小客厅，想起他说话时偶尔的停顿。

楼下食堂开饭的铃响了。她把稿纸收好，拿起饭盒下楼。排队时前面两个女人在争吵，为了谁多打了一勺土豆泥。张爱玲安静地等着，轮到她了，她把饭盒递过去。

回到房间，饭菜已经凉了。她坐在床边慢慢吃，听着雪粒敲打窗户的声音。

三天后，她把申请材料寄了出去。信封投进邮筒时，她站了一会儿，看着邮车开走。

回到难民营，管理员叫住她：“有你的电话。”

电话在值班室。张爱玲接起来，是炎樱。

“我找到工作了，”炎樱在那边说，“在一家服装店。你要不要搬来和我住？”

张爱玲握着听筒：“我再想想。”

“那边条件太差了，”炎樱说，“你至少先来住几天。”

“好。”张爱玲说，“过几天。”

挂掉电话，她看见值班室的日历。已经十二月了。去年这个时候，她还在香港，想着来美国后的种种可能。

她走出值班室，走廊里有人在大声说话，说的是一种她听不懂的语言。她回到房间，关上门。

桌上还摊着没写完的稿子。她坐下来，继续写。写到一个场景：女主角在异乡的街头，看见一个背影很像故乡的故人。她追上去，那人转过身，却是陌生的脸。

张爱玲停笔，看向窗外。天快黑了，雪还在下。

她想起胡适站在河边的样子，想起他说“我们都是写字的”时的语气。

笔尖在纸上点了点，她划掉最后一段，重新写。这次写女主角没有追上去，只是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写完了，她放下笔。房间很冷，她呵了呵手，把稿纸整理好。

明天要去邮局问问，上次寄给杂志的稿子有没有回音。如果没有，就再寄一家。

她躺到床上，拉过被子。被单浆洗得发硬，有消毒水的味道。

闭眼之前，她又想起胡适的推荐信。信上说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黑暗中，她轻轻叹了口气。

雪还在下，落在纽约的街道上，落在难民营的屋顶上，落在所有流落异乡的人的窗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