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京师，清廷求和，谈判时，列强提出要处死12人：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毓贤、启秀、徐承煜、徐桐、刚毅、李秉衡、董福祥。

李鸿章捏着那份名单，指节发白。十一国公使的脸在谈判桌对面绷得像铁板，屋里炭盆烧得再旺，也驱不散那股寒气。必须杀，一个不能少——这话重复了无数遍。他端起茶碗，没喝，又轻轻放下，瓷器底碰在硬木桌上，一声脆响。

“王爷，”他转向身旁的庆亲王奕劻，声音压得极低，“载漪、载澜是皇室，真交出去，老佛爷那儿……”

奕劻闭着眼，微微摇了摇头。意思很清楚：保不住所有人，但得有个先后。

第一个突破口，李鸿章选在了董福祥。谈判间隙，他单独约见了英国公使萨道义。“董部甘军，尚在西北。若逼其主帅上断头台，”李鸿章斟词酌句，“西北震动，恐生大变。届时，匪患再起，于各国通商利益，只怕有损。”

萨道义没立刻答话，指节在桌上敲了半晌。几天后，消息传回：董福祥可免死，但必须立刻解职，远离京城。

宫里的旨意下来得很快。革去董福祥一切职务，遣回甘肃原籍。这位提督接到消息时，正在营中擦拭佩刀。他盯着那柄寒光凛凛的刀，看了许久，最终长叹一声，把刀扔进了箱底。

接下来是载漪和载澜。这两位王爷的命，关乎爱新觉罗家的颜面。李鸿章咬死了“宗室不可轻戮”这条底线，反复周旋。列强退了一步：不死可以，但必须永绝后患。最后的旨意是“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载漪接到圣旨时，面如死灰，他知道，这辈子再也回不了北京了。

保下了三个，剩下的，便是筹码。

山西巡抚毓贤，洋人点名非要他的头不可。他在任上杀教士太多，仇结得太深。旨意传到兰州时，毓贤正对着镜子整理衣冠。他平静地接过赐死的谕令，对监刑官说：“给我纸笔。”

他写下最后一行字：“臣以身报国，无憾。”随即引颈就戮。刽子手的刀很快，人头落地，血溅五步。远处有洋人派来的观察员，亲眼看着，点了点头。

在北京菜市口，启秀和徐承煜被押赴刑场。徐承煜是已死大学士徐桐之子，父子皆在名单之上。那天风很大，卷起刑场上的尘土。监斩的官员按程序验明正身后，洋兵在一旁持枪肃立。手起刀落，两颗人头滚落，人群里响起一片压抑的惊呼，又迅速死寂下去。

最煎熬的处决在西安。赵舒翘被赐自尽。他身体强健，服下毒药后，腹痛如绞，却迟迟不肯咽气。在地上翻滚了两个时辰，面色青紫，呻吟不止。负责督刑的官员焦急地看着天色，最终下了令。狱卒拿来黄裱纸，浸了烧酒，一层层覆上他的口鼻。赵舒翘的四肢剧烈抽搐，渐渐不动了。

名单上的十二个人，最终三人病殁或自尽于战乱，两人流放绝域，一人革职还乡，六人身首异处。

一九零一年九月，《辛丑条约》签订。第二款里，清清楚楚列着这些人的罪名与惩处。条约文本送进紫禁城的那天，李鸿章已经病得起不了身。他看着那份最终敲定的名单抄件，沉默了很久，对身边的幕僚说：“能争的，都争了。剩下的，都是争不动的。”

第二年，慈禧太后回銮。火车驶进永定门时，京城的街道已被匆忙修缮，仿佛之前的血与火从未发生。那些被处死、被流放的名字，渐渐无人再提。只有条约里冰冷的条款和赔款数额，一年年压下来，提醒着这个帝国，它曾用自己臣子的头颅，换来了风风光光的回銮与最后十年的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