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共首位双重间谍鲍君甫，临判死刑之时竟自说：陈赓和周总理其实都认识我。

1951年全国镇反运动进入高潮，南京法院的法庭上，一桩特务案正在宣读判决，被告人鲍君甫，履历上清清楚楚写着：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从头到尾都是替国民党做事的记录，当庭被判处死刑。

就在法警上前准备押人时，一直垂着头沉默的鲍君甫突然开口，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陈赓和周总理都认识我，我对党有功劳。”

一句话惊得全场鸦雀无声，法官敲法槌的手僵在半空，旁听席有人倒吸凉气，连门口的警卫都忍不住往被告席瞟，一个眼看就要被处决的“特务头子”，敢当众点出两位开国元勋的名字，要么是临死乱咬，要么这桩案子真的藏着天大的隐情。

办案人员不敢有半分含糊，立刻把情况层层上报，电报辗转送到朝鲜战场时，陈赓正蹲在坑道里对着作战地图研究部署，他拆开电报看完，眉头皱了片刻又缓缓舒展，提笔就写了回信，话不多却分量极重：“鲍君甫确自1927年与我党有联络，贡献甚大，此人对党有功。”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被钉死在“反动特务”标签上的人，其实是我党安插进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第一个高级内线，是周恩来、陈赓亲手布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步关键棋。

时间倒回1928年的上海滩，那时国民党刚成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也就是后来的中统，全城搜捕共产党人，白色恐怖压得人喘不过气，而鲍君甫早已化名杨登瀛，在国民党特务系统里混得风生水起，上能和陈立夫、张道藩这类高层说上话，下能打通租界巡捕、帮会各路关系，是当时上海特务圈里实打实的“红人”。

没人能想到，这位风光无限的“杨特派员”，早已经通过旧相识陈养山，和中共中央特科搭上了线，陈赓亲自出面和他密谈，周恩来当场拍板：这个人一定要争取过来。

在那个动辄掉脑袋的年代，发展一个国民党特务高层做内线，风险大到难以想象，但周恩来看得很准：鲍君甫虽身在敌营，心里却有是非底线，对共产党的主张并不反感，更难得的是他嘴严、懂分寸，是干秘密工作的好料子。

事实很快证明了这个判断有多正确，此后几年里，鲍君甫明面上给国民党卖力，暗地里源源不断把核心情报送到特科，叛徒白鑫出卖彭湃等人后，准备逃往意大利避风，是鲍君甫摸清了他准确的行踪和登船时间，中央特科红队才能赶在他出逃前精准锄奸。

任弼时在上海被捕入狱，也是鲍君甫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方斡旋，硬是把人从鬼门关捞了出来，甚至有叛徒写信给蒋介石，要出卖周恩来的行踪，这封信还没送到蒋介石手里，就先被鲍君甫截了下来。

这些功劳，每一件都足以改变当时的革命走向，可鲍君甫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过半个字，干隐蔽战线这行，嘴巴比什么都要紧，说漏一句话，不光自己没命，上上下下几十名同志都得跟着遭殃。

1931年顾顺章叛变，成了最凶险的一道坎，作为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知道太多核心秘密，鲍君甫虽然没被直接供出来，却也因为工作牵连被抓进监狱，在狱中他咬死了不松口，国民党挖不到任何证据，关了几年只好把他放了，可经此一变，他和党组织彻底断了联系。

此后近二十年，鲍君甫从上海滩呼风唤雨的“杨特派员”，变成了南京玄武湖边一个摆茶水摊的普通老头，他再也不用杨登瀛这个名字，从不跟人提过去的事，街坊邻居只当他是个没什么来头的孤寡老人，直到1951年镇反运动中，他的旧身份被翻出来，才又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陈赓的证明送到南京后，法院重新审理了此案，把死刑改判为管制一年，后来陈赓每次到南京，都会特意去看望鲍君甫，还跟他说“有难处就写信给我”，这句话比任何官职待遇都让鲍君甫暖心。

文革时期，有人想逼鲍君甫诬陷陈赓等老领导，鲍君甫死活不肯配合，说：“没有的事我不能瞎说，我一开口，就要有人头落地，”1969年冬天鲍君甫在北京病逝，临终前拉着子女的手说：“我不是内奸，也不是特务，我是谁，周公馆最清楚。”

鲍君甫去世六年后，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特意把罗青长叫到病床前，嘱咐他千万不要忘记那些在党最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其中就有杨登瀛，也就是鲍君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