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最坚决，态度最明确，另一个就是总负责博古。
 
1935年1月15号到17号，贵州遵义，柏辉章公馆二楼，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开，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遵义会议。
 
开会的目的很明确，复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红军巨大损失的问题，重新定军事指挥方案，参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还有各军团负责人，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列席。
 
陈云作为参会人，会后写下会议传达提纲，晚年回忆的时候，专门提到会上反对毛主席意见的两个人，一个是凯丰，态度最坚决；另一个是当时党的总负责人博古。
 
会议一开始，博古先做总结报告，他把反围剿失利的锅，大多推给敌人兵力太强、各地配合不足这些外部因素，基本不提自己和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问题。
 
博古这个报告，本质上是为之前的指挥路线辩解，不肯认主要错误，这是整个争论的起点，在那个时候，他还是中央总负责人，手上握着最高领导权，要他当场承认全盘错误，确实不容易。
 
博古报告说完，轮到周恩来做副报告，他直接点出军事指挥本身的问题，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批评博古和李德。接下来张闻天发言，直接对着博古的错误路线展开批判。
 
之后毛主席长篇发言，一条条讲清楚，不是敌人太强，是打法错了，进攻冒进、防守保守、转移的时候一路逃跑。
 
王稼祥、朱德、彭德怀这些人跟着发言，全都支持毛主席的看法，要求换掉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
 
轮到凯丰发言，他公开站出来反对，凯丰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负责人，他当场说，毛主席打仗靠的是《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法不高明，会前会后，凯丰还专门找聂荣臻谈话，劝说聂荣臻站在博古一边，被聂荣臻直接拒绝。
 
从现场情况看，凯丰是所有人里面，立场最硬，从头到尾不肯妥协的，他那套想法，就是死守书本教条，不认可从实战里打出来的游击战、运动战经验，书本理论是死的，战场上形势千变万化，拿书本硬套战场，就是当时最大的问题。
 
博古没有像凯丰那样激烈反驳，但他始终没有彻底承认错误。陈云的原始记录写得很清楚：博古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完全拒绝批评。
 
博古是会议主持人，他没有大闹会场，也没有强硬阻拦大家发言，只是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不肯全盘接受批评，他清楚红军已经损失惨重，只是一时放不下之前坚持的教条思路。
 
三天会议结束，投票形成决议，增选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之前的三人团，拿掉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常委重新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人。
 
多数人达成共识，但是博古、凯丰保留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再说说两个人之后的去向。
 
博古卸去总负责岗位之后，服从组织安排，继续跟着长征，后来也慢慢认识到“左”倾路线带来的巨大伤害，到1936年，他已经在公开场合检讨之前的错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闻宣传岗位工作。
 
从这点能看出来，博古虽然在遵义会议不肯立刻认错，但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会议做出决议之后，没有搞对抗，服从集体决定，后来慢慢转变思想。
 
凯丰在遵义会议之后，仍然坚持原有看法一段时间，过了一年多，到1936年，凯丰主动转变立场，承认自己之前教条主义的问题，认可毛主席的军事路线，之后他继续在党内从事宣传、青年相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