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看守张学良长达25年的刘乙光终于得到了调任的命令，恢复了“自由”。在离别前张学良亲自与他合影，这让刘乙光非常震惊，因为在这25年的看守过程中，他没少虐待张学良！

刘乙光接过调令时，手指在纸面上停了几秒。他抬眼看了看窗外，张学良正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读报。

晚饭时两人照旧同桌。刘乙光扒了两口饭，突然放下碗：“明天走。”

张学良抬起头，报纸轻轻折好放在一旁。“几点的车？”

“上午九点。”

沉默了一会，张学良说：“东西都收拾好了？”

“就那些。”刘乙光夹了块豆腐，“这边会有人接替。”

张学良点点头，继续吃饭。

第二天早上七点，刘乙光提着箱子站在院子里。张学良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个相机。

“合个影吧。”张学良说。

刘乙光愣了下，没动。

“二十五年了。”张学良又说。

刘乙光把箱子放下，整了整衣领。他站得笔直，嘴角绷着。

赵一荻过来接过相机。张学良走到刘乙光身边，两人隔着半臂距离。

“站近些。”赵一荻说。

刘乙光挪了半步。快门按下时，他眼睛看着前方，喉结动了动。

照完相，张学良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这个你拿着。”

刘乙光没接。“不用。”

“路上用。”

“局里安排好了。”

两人又站了会儿。远处传来汽车声。

张学良伸出手。刘乙光看着那只手，慢慢抬起自己的手。握手的力道很轻，很快松开。

车到了门口。刘乙光提起箱子，走了两步，回头说：“保重。”

张学良点点头。

车子开出院门时，刘乙光从后视镜里看见张学良还站在原处。他转回头，盯着前方山路。

新办公室在台北。桌子比原来大，窗户对着街。刘乙光每天准时上班，批文件，开会，下班回家。

有天整理抽屉，翻出那张合影。他看了会儿，放进文件夹最底层。

1965年退休那天，他把办公室钥匙放在桌上。走廊里遇到同事，互相点点头。

回家后老伴问：“以后天天在家了？”

“嗯。”

“那挺好。”

他坐在藤椅上，看了一下午天花板。

后来常去图书馆，借些历史书看。有次看到西安事变那段，他翻页的手停了停，合上书还了。

1982年秋天，他躺床上，呼吸有些重。儿子从美国赶回来，守在床边。

凌晨时他睁眼，说了句：“都是奉命行事。”

儿子凑近问：“爸，你说什么？”

他没再开口。天亮时走了。

那年张学良在台北过生日，来了很多人。切蛋糕时他顿了顿，继续切下去。

1990年解除管束的消息传来时，赵一荻正在插花。张学良听完，继续看手里的报纸。

“可以出去了。”赵一荻说。

“嗯。”

“想去哪儿？”

“再说吧。”

后来他们去了夏威夷。公寓不大，但能看到海。每天早晨散步，下午看书。

2001年住院时，医生问感觉怎么样。张学良说：“还行。”

最后那天，他看了眼窗外，闭上眼。

赵一荻握着他的手，直到监护仪上的线拉平。

葬礼很简单。骨灰撒向大海时，赵一荻轻声说：“都结束了。”

海浪一波一波，打在礁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