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王世英，王世英察觉到异常后，就要转移时，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

那年上海法租界一带的弄堂，卖大饼的刚支起炉子，黄包车夫在路口打哈欠，王世英手里还捏着半张没看完的传单。陈玉仁这人他熟，原先一起跑交通，喝酒时拍胸脯说“砍头也不吐半个字”，可线人捎话过来：陈玉仁昨夜进了巡捕房，今早就被史济美的人接走，供词里点了好几个名字，头一个就是王世英。王世英没慌着拎箱子就跑，他干地下工作不是一天两天，太知道乱跑反而容易撞枪口——陈玉仁要是没咬全，特务就会放长线钓大鱼；史济美要是真掌握实锤，不会先敲门，会直接封弄堂。

史济美这人得说一句。他不是戏文里那种横着走的粗胚，是中统里出了名的“软刀子”，留洋回来，爱穿西装，说话带笑，最擅长装成自己人摸底。他登门，不等于马上抓人，更像猫凑到老鼠洞前闻味儿：你慌了，就说明有事；你太淡定，也说明心里有数。王世英懂这套，把传单塞进煤炉，顺手抓起桌上的《申报》，又给客人杯里续了点隔夜茶，开门时脸上挂着“久仰”的客气。史济美进门就笑：“王先生，听说你做药材生意，路子蛮广。”王世英回：“混口饭，哪像史先生日进斗金。”两句闲篇一过，史济美拐到陈玉仁身上，说“有个朋友托我带个好”，王世英眼皮都没抬：陈玉仁欠过他“货款”，这“好”字听着就像坟头烧纸。

真险的地方不在枪，在话。史济美问“前两天谁找你取过货”，王世英知道这是套，答“法大马路那家南货铺的掌柜，要川贝母治咳嗽”，把地下接头说成药材买卖；史济美又提了个假名字，王世英不接茬，只叹“这人没跟我做过生意，史先生莫不是记错账本”。他一边扯，一边瞄史济美鞋底——干净，说明刚从汽车下来，外面没埋几个人；再瞅窗外卖花阿婆，没被换掉，说明弄堂还没封。这两处一对上，王世英心里就有谱：史济美是来诈，不是来抄。

可诈也够要命。陈玉仁已经叛，迟早把地址、暗号、接头时间全吐出来，今天糊弄过去，明天史济美带巡捕来，照样一锅端。王世英没等天黑，送走史济美后，把弄堂里另两位同志叫到灶披间，不说“我暴露了”，只说“陈老板喝多了，嘴不严，咱们换批茶叶，老地方别去”。一个年轻交通员急得要连夜跑，王世英拦住：现在出弄堂，巡捕房暗哨正等着认脸；先熬到晚饭点，黄包车多、小贩多、放学娃多，人混在人里才叫躲。他自己把藏在门框里的几张名单嚼碎吞了——纸进肚子，比烧了还干净，烧会留灰，灰里能辨墨。

当晚他换上黄包车夫的褂子，把平常用的圆框眼镜搁在桌角，故意留半杯凉茶，像“出门买东西马上回”。从八仙桥绕到小东门，再搭粪船过苏州河，船老大跟他爹辈有过交情，看见他只嘟囔“晦气事别沾我船板”。王世英蹲在粪桶边吐了两次，可脑子清：陈玉仁这种人，不是穷疯了才叛，是怕死又贪赏，中统给五十块大洋、许个“自新分子”名分，他就把同志卖得干干净净。最寒心的不是敌人凶，是自己人把秘密当筹码，昨儿还称兄，今儿就递刀。

后来史济美没抓到王世英，倒在别的案子里越搞越狂，跟军统抢地盘，1933 年被自家系统排挤，年底又挨了黑枪，死时才三十出头。王世英活下来，继续在北方、在上海之间穿针引线，后来还当过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他晚年跟后辈聊起 1932 年那顿“隔夜茶”，不说自己多英勇，只说：“地下党这条命，一半靠骨头硬，一半靠不露怯。你一露怯，特务就晓得门后头有鬼。”

陈玉仁呢，叛完没落着好，中统嫌他脏，给点钱打发去码头看仓库，抗战里没人再信他，解放后清算时，蹲在派出所门口直哆嗦，说“我对不住王大哥”。可有些门一旦推开，就关不上了；有些名字一旦说出，就洗不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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