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养亲兵只能应付中小规模的战斗。明末明军就是小战小胜、大战大败。

萨尔浒之战打了四天。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底，明军兵分四路，从不同方向压向赫图阿拉。

杜松那一路先出问题，西路军渡过浑河之后，被努尔哈赤集中兵力迎头打穿，溃散的速度远比出发时任何人预料的都快。

杜松战死，身边的亲兵一直打到最后，这两拨人的差距，在同一个战场上摆得明明白白。

随后几天里，刘綎一路、马林一路相继覆灭，四路大军里唯有李如柏那一路收到溃败消息后及时撤回，算是回来了。

这场仗把明军好几代人攒下来的那点底子，折进去了一大半。

说底子，不是在说兵册上的数字。

明代卫所制度，立朝之初有它的道理，军士世代从军，军屯自给，朝廷省了一大块养兵的开支。

这套路数在太平年间还撑得住，架子在那里，但到了嘉靖、万历年间，卫所里能打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军户世代兼并土地、逃籍、改了营生，祖宗传下来的军官职位有时候买卖流转，卫所的军士实际上大半是农民，打仗这件事早就脱了手。

朝廷每次调兵，拿出来的是兵额，不是兵力。这中间的差距，有时候大得令人咋舌，兵册上几万人，能真正提枪上阵的，打个折扣再打折扣。

将领能拿出多少银子来养家丁，往往从吃空饷里来。

兵册上挂着的那些人头，多少是不存在的，饷银发下来，先过一遍手。

这种做法在晚明军界相当普遍，上头查到过，处理过，但屡查屡犯，因为只要卫所制度还在烂下去，将领就只能靠这条路子凑银子养真正的兵。

真正能在阵前撑住的，是各级将领手下养着的那批人，通称"家丁"，也就是恩养的亲兵。

来源各异，有的是将领从家乡带出来的同乡子弟，有的是战场上收来的降兵里挑出来的好手，有的干脆就是花钱招募的，管吃管住，月饷比普通军士高出不止一倍。

将领的家丁少则百余人，多则数百乃至上千，是整支军队里最核心的那一层。

戚继光在蓟镇经营的那一套不一样，选兵、练兵有成文规程，整支军队都按一套标准拉起来，不单靠亲兵撑局面。

戚继光走了，这套东西也就散了，后继的将领维持不住，多半还是退回到养家丁的路子上。

戚继光的体系要运转起来，需要军饷稳定、主帅任期够长，两件事缺一不可。这两件事在晚明都保证不了。

所以大多数将领走的都是养家丁这条路，自家的那几百个人才是真正的本钱。

小仗靠这批人，打得很好看。

崇祯年间，宁锦一线断断续续有过一些局部胜绩，皮岛方向、锦州外围的小规模接触战，有时候明军确实能打赢。

曹文诏在北方剿流贼的那几年，以手下一支骑兵纵横各地，李自成、张献忠各部屡次被打散，战报传回来，看起来颇为提气。

曹文诏打的这些仗，规模都不大，也不需要大量外围军队配合，靠的就是那支家底子骑兵的机动力和战斗力。

问题出在规模一旦上去之后。

大战需要整支军队协同推进，侧翼要有人顶住，后队要跟上，粮道要有人守，各部要在约定时间出击。

这些事情，靠将领的家丁是做不了的，几百号人覆盖不到那个面积。

其余那些真正的士兵，月饷欠着，有时候连着欠了好几个月，军纪也谈不上，往往是逃的逃、降的降，到了战场上，一旦正面承压，就开始向后走。

松锦之战把这个格局呈现得最清楚。

崇祯十四年（1641年）起，皇太极围困锦州，洪承畴带着十三路军头凑起来的大军北上增援，兵力纸面上不少，但这支军队是怎么回事，洪承畴心里清楚。

各路将领的家丁是各路的，彼此之间没有实质上的互信，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愿意把自己的本钱折进别人的战场。

各路援军到了战场附近，出手很小心，宁可让别人先冲，自己留在后面观望。战场上的这种心态，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是这套体制养出来的集体习气。

粮草又出了问题，皇太极抓住粮道截断的机会，各军相继哗变溃走。松山城坚守了数月，最终弹尽粮绝，洪承畴被俘。锦州守将祖大寿在城中无援可盼，随后出降。

这场仗把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一支能战部队彻底打完了。

背后有一层值得说清楚。拥有精锐家丁的将领，打小仗往往舍得用，拼得硬。到了大战，这些人反而更难调动，保存实力的心思在那里。

家丁赔进去就没了，招募、培训、磨合，少则两三年，多则五六年，才能用。大战里送出去，下一仗靠什么？

将领护着家丁，不完全是私心，是对这套体制的真实反应。

整个军队里，只有这一层人是真实存在的战斗力，将领当然要护着，尤其在那个军饷随时断供、朝廷随时可以甩锅的年头里。

保住家丁，下一场还能打；赔光了，就算将领自己活下来，也等于废了。

曹文诏最后一仗，被流贼大军包围，手下骑兵冲杀不出，曹文诏自刎于军中，整支精锐随之覆灭，再也没有人重新攒起来过。

参考来源：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九十一《兵志》及《杜松传》《洪承畴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四"萨尔浒之战"，中华书局，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