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章士钊纳青楼女子奚翠贞为二夫人，俩人同居5年后，原配妻子愤怒地找他索要说法，他竟说：我们可以一起生活。


1919年秋天，四十二岁的章士钊把奚翠贞领进他在外头新租的院子时，大概没料到一句话会在五年后砸回原配吴弱男的耳朵里。


那时候吴弱男正带着三个孩子住在上海，信里的丈夫依然客客气气，谈论着物价和孩子的学费，字里行间看不出任何异样。


吴弱男去日本时年纪还小，她跟着兄长住在东京一间小阁楼里，自己洗衣做饭，隔窗能看见远处的富士山。


她剪了短发，穿黑色学生装，去早稻田大学旁听，和男学生争论问题，声音比他们还高些。


1909年回国，她二十二岁，戴着宽边帽子出现在章士钊面前，两人结婚那日，她没坐花轿，穿的是白色婚纱，由两个女伴陪着走了很短的一段路。


婚后她生了三个儿子，喂奶间隙还坚持读英文报纸。


章士钊做教育总长那会儿，官邸里进进出出都是政客，吴弱男能坐在一旁用英文和他们打招呼，倒茶时手指稳稳地捏着壶柄。


1919年对章士钊来说，是个有些尴尬的年份，他此前在政治场上几经起落，刚刚谋得一个闲差，手头并不宽裕，但名声还在。


他在一次应酬中结识了奚翠贞，那女子二十出头，会唱戏，眉眼间带着几分羞怯的笑意，见了人先低头，再抬眼偷看。


章士钊常去她那里听戏，有时带着几个朋友，后来他在珠市口附近租了处小院子，两间正房，一棵枣树，奚翠贞搬了进去。


邻居只知这户人家姓章，是个做官的，深居简出，偶尔有汽车停在门口。


吴弱男起初并不知情，她在上海料理家务，大儿子要进中学，她忙着周旋学校的事。


消息是北方一位朋友写来的，信上说得委婉，只道章先生在京另有所居，你若有空，不妨北上一看。


吴弱男捏着那封信，在窗前坐了一下午，她没有马上动身，而是把家里账目清点了一遍，将细软收拾妥当，才带着三个孩子上了火车。


那是1924年的初冬，车到天津时，她给章士钊发了一封电报，只四个字：明日抵京。


章士钊去火车站接她，穿着深灰色长袍，远远就伸出手，吴弱男没有握那只手，只是示意身后的孩子叫父亲。


当晚住在章士钊的官邸里，晚饭很丰盛，两个人都避开了那个话题，到了第二天下午，孩子们被奶妈带出去买糖葫芦，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人。


吴弱男从包里拿出那封信，放在桌上。章士钊看了一眼，脸色变了变，端起茶碗又放下。


他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终于说，翠贞跟了我五年，没有名分，她苦，你若愿意，我们可以一起生活。


说这话时，他的手指敲着桌面，眼睛看着窗外，似乎在等待一个肯定的答复。


吴弱男看着他，忽然站起身，走到门口又回头，声音很轻但很清楚：我给你一天时间想想清楚。


第二天一早，吴弱男带着孩子们搬去了旅馆，她没有再回那个家，也没有见奚翠贞。


十天后，她登上了开往欧洲的轮船，海上的风浪很大，她吐得厉害，却始终没有掉泪。


到了法国，她先学了一阵法文，后来给国内的一些报刊写稿，内容多半是当地妇女的生活状况，偶尔也接点翻译的活儿。


她在巴黎郊区租了一间小公寓，窗台上养着几盆花，周末带孩子去卢浮宫走走，章士钊后来给她写过几封信，她看过，没有回。


奚翠贞则一直跟在章士钊身边，后来随他去了香港，据说她把章士钊的日常生活照料得极细，连他爱吃的江南小菜也会做。


晚年章士钊在香港，有时独自坐在廊下，望着院子里的树发呆，朋友问起吴弱男，他总是岔开话题，或者干脆闭上眼睛打盹。


吴弱男活到八十七岁，临终前几个月，有人从香港带话问她，要不要见见章士钊，她摇了摇头，说不见了。


奚翠贞死得早些，也没留下什么话，三个人的故事，就这样散在历史里。


后人翻起旧账，只看到1919年北京城里那棵泛黄的槐树，和1924年冬夜里，一个女人提着箱子走出院门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