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光绪的老师，当了二十多年帝师。
但他这辈子最恨的人，只有一个：李鸿章。
那是光绪十七年腊月，窗外飘着细雪，翁同龢刚把一份奏折的草稿扔进炭盆，火苗窜起来又矮下去。门房送进来一个扁长的红木匣子，说是直隶总督衙门刚送到的。
他打开匣子，里面躺着一份北洋水师舰船维护的拨款清单，末尾盖着李鸿章的私印。清单旁附了张便笺，墨迹很新，是李鸿章亲笔：“军机吃紧，请户部特拨。”
翁同龢拿起清单，看也没看，用镇纸压回匣里。他转身从书架高处摸出另一封信，纸边已经泛黄。信是二十多年前的，上面抄着一份奏章的片段：“……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父亲看到这奏章副本气绝的场景，隔了这么多年，仍像刻在他眼皮底下。
几天后，李鸿章在天津接到户部批文。拨是拨了，数额砍去三成，批复只有一行字：“时艰款绌，宜加撙节。”他知道这是谁的手笔，把公文一推，对身边的幕僚说：“这笔账，迟早要算在战场上。”
光绪二十年，朝鲜局势已如沸鼎。李鸿章连发三封急电，请拨专款采购德国克虏伯厂新式快炮，装备威海卫炮台。翁同龢在军机处传阅这份电文时，拿起朱笔在“刻不容缓”四字下划了道浅浅的线，转给下一位大臣时轻声说：“李中堂总是把事情说得十万火急。”
他的门生王伯恭那晚来拜谒，忧心忡忡：“师相，日本舰船之速、火炮之利，北洋恐难抵挡。”翁同龢正提笔练字，写的是“整饬纪纲”。他手腕悬停，墨汁滴了一滴在宣纸上：“北洋耗费巨万，养兵千日，不正该此时见真章么？”王伯恭还想再说，翁同龢已换了张纸，写下一个“忍”字。
战事一起，败报如雪片。黄海硝烟刚散，旅顺失守的消息就送到了北京。那天，翁同龢在日记里写完“愤虑填膺，恨不速死”，推开窗户，听见远处胡同里有报童在喊：“威海危急！”他的手在窗框上握紧，青筋毕露。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时，翁同龢正在南书房当值。小太监念到“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他手里的茶盏“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滚烫的茶水溅湿了袍角。他什么也没说，蹲下去一片片捡碎瓷，手指被割破也浑然不觉。当晚他发起了高烧，迷迷糊糊中，总看见哥哥戴着枷锁向他走来。
变法的那几个月，翁同龢像是换了个人。他起草诏书，接见康有为，在书房里挂起了世界地图。但当康有为提出要“尽撤旧衙门”时，他摇了摇头：“法可变，纲常不可变。”康有为走后，他看着桌案上光绪催促变法的密诏，第一次觉得自己站在了悬崖中间——后面是李鸿章们讥诮的目光，前面是康有为们汹涌的浪潮。
开缺回籍的谕旨，是在一个闷热的午后送达的。宣旨太监的声音没有起伏，翁同龢伏在地上，听到“揽权狂悖”四个字时，肩膀微微抖了一下。他接过圣旨，没有再看第二眼。
常熟虞山脚下的“瓶庐”，是他用最后一点积蓄盖的。卖字画的钱不够买米时，老仆会偷偷拿他的旧官服去当铺换几串铜钱。那年秋天，谭嗣同被杀的消息传来，他正在院里晾晒书卷。听完老仆的转述，他站了半晌，然后慢慢走到书桌前，在日记里写下：“若臣在列，决不使其灭裂至此。”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抬头望向北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李鸿章在签完《马关条约》后回京，两人在朝房外擦肩而过。李鸿章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恨，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
翁同龢低下头，看着自己枯瘦的手。这双手批驳过无数拨款，起草过变法诏书，如今却连握稳一支笔都费劲。他终于明白，他穷尽一生想要整垮的那个人，其实早就在那纸条约签字时，和他一起沉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