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3岁的游本昌卖掉房子，凑了将近1000万，自己当制片人、总导演，拍了一部古装戏。拍完他找电视台谈：1集1块钱卖给你。条件只有一个——不许插一条广告。

这部戏叫《了凡》。一部花了不少钱拍的电视剧，却打算按一元一集卖首播权，听起来像不会做生意。可游本昌心里算的是另一笔账：拍出来的故事，得让观众愿意看，也得让观众有机会完整地看。

《了凡》取材于明代袁了凡的故事。袁了凡年轻时曾被关于命运的说法困住，后来把力气用在修正自身、做事惠民上。

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我看来，不是“做好事就能换来好运”，而是一个人不再坐等命运安排，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次选择。

把这样的故事拍成古装剧，本就不容易讨巧。它没有“济公”那把一摇就能逗乐观众的破扇子，也很难靠一个热闹桥段把人留下。

游本昌仍然投入拍摄，兼任制片人、导演和演员，因为他想让“立德扬善”成为一个能让人看进去的故事。

说到游本昌，很多人先想到的还是济公。

1985年，他演的济公穿着破袈裟，嬉笑怒骂，遇见不平事却总肯伸手。这个角色让他家喻户晓，也让观众记住了他身上的一种劲儿：笑归笑，该认真的地方绝不含糊。

但游本昌并非一出道就等来了济公。他1956年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长期在舞台上演各种角色；走红之前，已经在表演这件事上花了几十年。

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仿佛天生就会摇扇子的济公，他自己经历的却是漫长的积累。

也正因为如此，他拍《了凡》的选择才更值得琢磨。成名的演员可以等更稳妥的角色，可以继续演观众熟悉的东西。他偏偏把时间和资金投进一部需要慢慢讲道理的戏里，还希望它在播出时别被切得七零八落。这不是不知道市场怎么运转，而是他有自己想守住的观看体验。

当年的播出环境下，广告和电视剧常常挨得很近。电视台要考虑时段、收入和购片程序，制作方要考虑投入能否收回。

游本昌提出一元一集，等于主动让出了价格上的空间，想换取作品播出时的完整性。他还提出过黄金时段播出、连续播完等要求。站在电视台一边看，这当然不是一个只要点头就能成交的条件。

我觉得这件事最耐人寻味的，恰恰是双方都各有难处。电视台不能因为片价便宜就跳过选片和排播流程；游本昌也不愿意因为急着卖片，就把自己在意的表达交出去。一块钱可以是报价，却买不到双方自动达成一致。

后来，《了凡》在2009年举行首映式。游本昌谈起这部戏，仍把立德、修身、育人看作它的用意，希望故事能对青少年有一点作用。他在意的不是制造一句响亮口号，而是观众看完之后，能不能记住一个人怎样从改变自己开始，去做对别人有益的事。

当然，认真投入不等于作品一定大热。一部剧能否被广泛观看，还要看故事讲得好不好、播出机会合不合适、观众愿不愿意留下来。

只谈卖房和一元报价，容易把它讲成一个漂亮的牺牲故事；把作品放回这些现实问题里，才更能看出游本昌当时的选择有多难。

这也不是他最后一次为作品拿房子筹钱。后来，他又投入话剧《弘一大师：最后之胜利》的创作和演出，带着演员到学校、社区、基层单位演出。

电视剧《了凡》讲人如何向善，话剧讲他所理解的公心，两件事隔着不同舞台，却能看出同一份坚持。

坚持不意味着他只会重复过去。到了《繁花》，年过九旬的游本昌演“爷叔”，又让年轻观众认识了他。面对与话剧不同的拍摄方法，他还得记住动作、反复接戏，继续学怎样把角色演准确。一个演了大半辈子戏的人，仍把学习当作眼前的事，这比任何漂亮话都有说服力。

他后来还把精力放进戏剧教育公益项目，让年轻人学习表演，再走进乡村小学开展美育。把镜头拉远看，从拍《了凡》、演弘一大师，到把戏剧带给更多孩子，他想做的事一直很具体：让作品和自己掌握的本领，尽可能抵达更多人。

所以我看游本昌“一元一集”的故事，最打动人的不是那个惊人的低价。价格太容易成为谈资，过几天就会有新的数字盖过去。真正难的是，一个人有了名气，仍愿意为自己认定的作品承担投入，也愿意面对它未必顺利播出的现实。

济公那身衣服是破的，游本昌做作品的心思却一点也不潦草。一元一集，说到底是他给作品寻找观众的一次尝试。这个尝试有没有完全按设想实现，可以继续追问；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已经写在他此后多年的创作和演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