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戴笠为辞掉浙江旅渝同乡理事职致浙江旅渝同乡的会函。该函件来自重庆市档案馆主编的《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名人手迹》一书，版权属于重庆市档案馆。​

该函件抬头红字印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会员用笺”（即军委会系统的公文笺纸），说明这是以官方身份发出的正式函件，而非私人便条。

正文为行草竖排，大意可辨为：先叙“前奉大函，承推（荐）为浙江旅渝同乡会理事”，接着说明自己“事务繁冗”“不能兼顾”，故“恳请准予辞去理事名义”，末段署“浙江旅渝同乡会”相关字样，并有“戴”字署名及朱红印章。第二张图末尾可见“……义举，苟力之所能及，无不竭诚以赴也”一类措辞，属于典型的民国公函谦辞。

为什么会有“浙江旅渝同乡会”？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大批江浙籍军政人员、工商界人士、学生与难民随之内迁。重庆一时成为“陪都”，各地同乡会、旅渝会馆纷纷成立，功能大致有三：一是联络乡谊、安置流亡同乡；二是募集捐款、支援前线；三是作为地方势力在中央的舆论与人脉平台。浙江作为抗战前沿与兵源、财赋重地，其旅渝同乡组织尤其活跃。

戴笠与“同乡”这条线
戴笠是浙江衢州江山人，其权力网络中“浙江帮”是最核心的一层——毛人凤、毛森、毛万里等既是同乡也多有亲缘，构成他最信任的小圈子。因此，同乡会这类组织对戴笠而言既是人情场，也是潜在的势力延伸渠道。

但1942年前后，正是戴笠职务急剧膨胀的时期：1938年军统局成立后他任副局长并实际主事，1942年又兼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此后还陆续兼掌缉私、货运等实权部门。事务之繁，确实足以成为“辞闲职”的正当理由。

这封函件可能意味着什么？
1. 以退为进的姿态。民国官场中，辞去同乡会、善后救济等“虚衔”往往是一种自我约束的表态，避免被指“特务头子兼揽地方事务”，减少政敌口实。
2. 规避责任与风险。同乡会涉及募捐、赈济、人事，一旦账目或人事出问题，理事身份容易被牵连。以“事务繁冗”为由卸任，是较稳妥的处理。
3. 并不等于疏远。函末“义举苟力所能及，无不竭诚以赴”这类话，恰恰说明辞的是名义，而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