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深秋的南京，汪精卫的死讯刚传回国，他的机要秘书兼情人施旦，做出了一个反常举动。

彼时南京正笼罩在日伪政权覆灭前的恐慌里，不少和汪伪沾边的人忙着转移财物、销毁证据，人人自危。施旦没哭，也没乱收拾细软，反倒把手里的电报折得平平整整锁进抽屉，转身走向火炉。

她往炉里添的不是衣裳首饰，是汪精卫用红铅笔批过的便笺、她经手的电报散页，还有官邸前的合影。

火苗卷上来，她用铁钳压住，直到纸灰发黑——她清楚，接管的人先查经手文书，再翻箱子，这些带着相关印记的纸张，是可能带来麻烦的东西，必须尽快销毁干净。

走廊传来脚步声时，她刚把最后一页纸压进炉膛。门被叩响，来人是接管机关的工作人员，说要封存所有文件，让她交接。

她把一串钥匙搁在桌角，又把自己经手的签收簿推过去：“都在这，少一页你们问我。我人也在南京，随时可以问话。

”对方见她配合得干脆，封条贴得很快，临走时有人多看她一眼，她没躲，只轻轻关上炉门，指尖还留着炉壁的余温，心里却在盘算着下一步的退路。

等人走净，她没碰炉灰，转身去了街尾的裁缝铺，取走一件早就改好的旧棉袍，还跟伙计说，过两天要去治丧处帮忙。

她知道，治丧处是当时南京城里能合法接触相关资源的地方，也是最容易混出城的通道——那些车马、花圈、挽联每天都要出城门，只要能搭上这趟车，或许就能避开宪兵的盘查，

这是她给自己留的后路。

当时南京城里人人自危，和汪家沾边的人都躲得远远的，生怕引火烧身，她偏往治丧处走，主动揽下整理挽联、登记来客的活。有人私下劝她：“你越勤快，越招眼。

”她低头裁纸，指尖划过粗糙的宣纸：“我若不勤快，才真完了。”她每天准时到岗，抄名单、分白花、迎来送往，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对旧主尽心的普通职员，没人怀疑她有别的心思。

她盯着治丧处的车马通行条，找到殡仪馆管车的老周，推过去两根金条，求他让自己混进送花圈的车出城。老周犹豫着问：“汪先生都不在了，你还替他跑什么？

”她答：“我不是替他跑，是替自己跑。过了卡子就放我下来，出了事，你不认得我。”老周盯着金条看了很久，最终还是答应了，移灵前夜，两人敲定了接头的细节。

第二天凌晨天没亮，南京城浸在薄雾里，她穿粗布衣、打散头发，混进殡仪馆后门。

老周把治丧处的通行条压在车把上，让她钻进白花和挽联底下，厚重的花圈和挽联把她裹得严严实实，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卡车到城门被宪兵拦下，刺刀挑到她肩前半寸时，老周赶紧递上条子，说去城外寺里送挽联，宪兵看见“汪”字，皱了眉又翻了翻，最终还是挥手放行。

这段事据公开信息记载，放在当时的乱世里，算不上什么英雄壮举，只是一个小人物在绝境里的自保之举，但那种在靠山倒塌、清算将至的恐慌里，依然能保持冷静，提前布局、步步为营的清醒，

还是让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