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撤退途中，钱瑛不幸被捕，被押解去见敌军头目路上，她突然想到口袋里有个怀表，猛然惊出一身冷汗，因为这个怀表会要了她的命！

那个怀表是谭寿林留下的。

表壳内侧刻着一行极小的字，是寿林的笔迹。钱瑛和谭寿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结的婚，新婚不到一百天，组织上就派她去莫斯科学习。临走那晚，谭寿林把这个怀表塞进她手心，说：“带着，想我的时候看看时间，时间往前走，革命也往前走。”后来她回国，组织上本来安排夫妻俩一起去洪湖，可上海那边工会出了事，谭寿林让她先走，自己留下来善后。钱瑛到了洪湖没多久，就传来消息，谭寿林被捕了。他在南京雨花台就义的时候，钱瑛正在洪湖的芦苇荡里打游击。那块怀表她一直揣在身上，贴着心口的位置，表针还在走，人没了。

敌军头目的临时指挥部设在镇上一户地主的院子里。押解她的是两个便衣特务，一个走在前面牵着绳子，一个在后面拿枪顶着。钱瑛的手被反绑着，但她手指还能动，拼命去够那个口袋。怀表就在左胸前的暗兜里，手指头够得着，可掏不出来。她脑子转得飞快。一个女政治犯，身上搜出一块刻着字的怀表，还是纪念亡夫的，这本身不致命。致命的是表壳夹层里塞着几张卷得极细的纸，上面是湘鄂西根据地几个联络点的地址，用的是谭寿林教她的那种密写方式，肉眼看不出来，可一旦落到懂行的人手里，用碘酒一熏，什么都藏不住。

走到半路，前面那个特务停下来点烟。钱瑛弯下腰，假装踉跄了一下，整个人往路边的沟沿上一歪。押后头的特务骂了一声，伸手去拽她胳膊。就这一拽的空档，她把手指头探进兜里，摸到了怀表的链子。链子细，缠在表把上。她用力一扯，链子没断，表却从兜里滑了出来，顺着衣襟内衬往下溜。前面那特务听见响动转过头，钱瑛顺势把膝盖一弯，整个人跪在地上，表正好卡在她大腿和裤管之间，外面看不出半点鼓包。

“老实点！”特务踹了她一脚。

钱瑛低着头，喘着粗气。她知道表还在身上，但至少暂时没露出来。到了指挥部，搜身是躲不过的。她必须在那之前把表处理掉。路过一座小桥的时候，她看见桥下是条河，水不深，但浑浊。她突然站住了，说：“我要解手。”

两个特务对视一眼，不耐烦地挥挥手，让她去桥墩后面的草丛里解决。钱瑛蹲下去，手还绑着。她把表从裤管里抖出来，用指尖捏着链子，在草丛里摸到一块松动的石头。石头底下是湿泥。她把表塞进泥里，拿石头压上去，又用脚后跟把周围的草蹭过来盖住。

等特务催她起来的时候，钱瑛已经站直了。表没了，那张脸也恢复了一贯的平静。

后来在法庭上，叛徒周超英指着她说“这就是钱瑛”，钱瑛冲上去就是一耳光，骂他“无耻的东西”。那一巴掌打的是叛徒，也是打给所有人看：她身上什么把柄都没有。敌人判了她十五年，她在牢里组织绝食，跟帅孟奇她们一起跟狱方硬扛。四年多以后，周恩来把他们营救出狱。

出狱后钱瑛回上海，专门去找过那座桥。桥还在，河也还在，可那块石头不知道被水冲到哪里去了。怀表找不回来了。可她后来跟马识途说起谭寿林的时候，从来没有提过那块表。她只说：“寿林同志牺牲的时候，我在洪湖，连他的血衣都是后来才见到的。”

那块表到底沉在哪片泥里，只有钱瑛自己知道。就像她那些年走过多少夜路，藏过多少秘密，从来没跟任何人讲过。她后来做了监察部长，铁面无私，人称“女包公”。可谁还记得，1933年那条押解路上，一个被绑着手的中年女人，弯下腰的那一瞬间，心里想的不是自己能不能活，而是那几张纸会不会落到敌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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