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梁山机场响起轰炸声：22架日军战机，发动偷袭，地面飞行员纷纷躲避，此时，却有一个身影，噌的一下，跳进机舱，离地只有60米，就拉动操纵杆急速上升，迎着敌机而去！谁料，这一举措竟创下一个奇迹！

那年秋天，淮南抗日根据地的风已经带了凉意，可吴运铎心里更凉。

他躺在后方医院的木板床上，左眼缠着厚厚的纱布，左手空荡荡的袖管下面，四根手指头早在几个月前就炸飞了，左腿膝盖上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

为修复前方急需的炮弹，他从废旧雷管里挖取雷汞，那东西在他手里突然炸开，炸裂了他的左眼晶体，炸伤了左膝盖，左手也只剩下半个大拇指。

医生说他昏迷了十五天才醒过来，能活下来是个奇迹。

但他自己倒没觉得多幸运，醒过来第一句话问的是炮弹修好没有，前方等着用，他躺不住。

那时候医院条件简陋，几间透风的土坯房，人手实在不够，组织上临时调来一个年轻女战士照顾重伤员。

她叫陆平，是给新四军传递情报的志愿者，平日扮成走娘家的乡村妇女，把重要消息藏在发髻里或鞋底夹层中，一趟一趟穿梭在敌占区。

她见过鬼子的刺刀，见过封锁线上的岗楼，见过夜里赶路时远处村庄烧起的火光。

可她没见过这样的伤。

那天夜里她端着铜盆推开病房门，油灯照到床沿的一瞬间，她看见吴运铎正疼得从床上坐起来，左眼窝塌着，脸上布满蜂窝状的弹坑，缠在手上的纱布洇着暗红的血。

她“嗷”的一声惨叫，手里的盆摔在地上，捂着脸转身就跑，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慌成一团。

吴运铎愣在床上，右手指头僵在半空，低头看了看，苦笑着拍了拍还能动弹的右腿，自言自语道，这下闯祸了，把人家小姑娘吓成这样。

这话里没有怨气，全是自嘲和愧疚，他知道自己现在这副样子有多吓人，可心里想的不是自己疼不疼，而是别把人吓出好歹来。

陆平那晚躲在院子里哭了很久，哭完又觉得丢人。

她是战士，是来照顾伤员的，怎么能被同志的伤口吓跑。

第二天一早她又推开那扇门，这一回手稳了许多，蹲到床边低头解他黏在皮肤上的旧绷带，手指碰到他额头的冷汗，谁都没说话，可有些东西在那个瞬间定了下来。

吴运铎这一身伤，不是头一回。

1941年，他接到命令在淮南根据地建立子弹厂，带着八名技工，借了两间草房，从零开始造工具、造机床，一年后建成年产六十万发的子弹厂。

前方弹药紧张，战士们每人只有三发子弹，子弹袋里不得不用高粱秆撑起来充数，打完仗还要把弹壳捡回去上缴复装。

吴运铎听前线下来的伤员讲这些事，在医院里一天都躺不下去。

第二次负伤后，他伤还没好利索就拄着树棍回了工厂，把设计草图带进病房，趴在床上画，画到伤口迸裂、血浸透绷带也没停笔。

医生没收了他的钢笔和小本子，他就等医生走了再让陆平偷偷递过来。

那阵子他唯一的念想就是把武器造出来，让前线的战士少流血。

1943年，他研制出射程达540米的枪榴弹。

短短一年时间，他主持设计制造出36门平射炮，把炮口口径从36毫米扩大到42毫米，射程提高到4000米，把日伪军的碉堡群一座座轰成齑粉。

1947年在大连，他去检查一颗哑火的炮弹，炮弹突然爆炸，和他一起检查的炮弹厂厂长吴屏周当场牺牲，他被炸到二十多米外的海滩上，左手腕被弹片截断骨头，右腿膝盖以下被炸劈一半。

医生做手术时不敢用麻药，怕他麻醉后醒不过来，他就咬紧牙关硬挺，疼得昏死过去又醒过来，醒来还跟人开玩笑说革命尚未成功，还不到见马克思的时候。

住院两个多月，他凭着微弱的视力和仅剩的一只手，在病床上画出了仿美M48引信的设计图。

那些微微颤抖的笔迹里藏着一个不能动摇的念头，仿制是为了超越。

一年后，六万发配装这种引信的炮弹运往前线，轰鸣在解放战场上。

那个被吓跑又回来的小媳妇陆平，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她送给他一块怀表，1947年那场爆炸里，正是这块怀表挡在胸口，替他挡住了致命的弹片。

吴运铎一生经历二十余次手术，身上留下一百多处伤疤，体内几十块弹片到死都没能取完。

1939年5月18日，他在新四军军部修械所党支部大会上念出入党誓词，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要把自己完全交给党，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要奋斗终生，献出一切。

他离休之后，把家中阁楼改成工作室，拖着残躯继续研究课题，作过上千场报告，对青年人说，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是胜利，对胜利的回答是永远谦逊。

那声穿透战地医院走廊的尖叫，是他和陆平这段感情里最真实的第一笔。

战争年代的爱情就是这样开场的，没有花前月下，只有绷带、冷汗和重新推开房门时的那一下勇气。

陆平没有再跑过，她用一辈子守在被炮弹反复蹂躏过的丈夫身边，而吴运铎和他的枪炮，替这个国家守住了更重的东西。

英雄不是天生不怕疼，而是疼的时候心里还装着比疼更重要的事。

信息来源：（长城网《抗日空军英雄周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