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法犯法！”湖北通城，两人曾在某公安机关担任民警，办诈骗案时发现嫌疑人供出一条涉毒线索，本该移送却没移。案子快开庭，嫌疑人家属找上门，请托出具“立功”材料，主办人员吃了饭、收了礼，还拿了3000元，便违规开出一份“立功”证明，还让人套了公章；协办人员知道，却没吭声。案发后，检察院以徇私枉法罪对两人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判决免予刑事处罚。检察院认为判罚太轻，提起抗诉。二审法院改判。
 
据悉，2023年8月，某公安机关民警黄某手里正办着一起诈骗案。案子不算复杂，嫌疑人贾甲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在一次提审中顺嘴供述了一条线索：他曾向一个叫李某的人购买依托咪酯吸食。
 
黄某和协办民警王某核实了一下，发现李某确实已经被另案立案侦查了。按理说，这条线索应当依法移送，但黄某和王某没有移。
 
日子一晃到了贾甲诈骗案临近开庭的时候。贾甲的亲属不知通过什么路子找到了黄某，请托他出具一份立功材料。
 
黄某接受了宴请，收了礼品，还拿了一个装着3000元现金的信封。在立功线索根本没有查证属实的情况下，黄某违规出具了一份立功情况说明，还未经审批安排辅警张某套用了单位的电子公章。
 
王某知道这件事，但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这份材料后来在庭审中提交了，法庭因为需要庭后核实证据真实性，最终没有采信。黄某和王某随后把收受的财物退了回去。
 
事情到这里，似乎可以画个句号了。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法网恢恢，黄某和王某可能察觉不对，主动投了案。
 
到案后，黄某和王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随后，检察院以徇私枉法罪对黄某和王某提起了公诉。
 
2026年4月29日，一审法院虽然认定，黄某和王某均犯徇私枉法罪，但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对于一审给出的免予刑事处罚，县检察院并不认可，随后依法提起了抗诉。检方提出的理由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黄某的犯罪情节并不轻微，一审对此事实的认定存在偏差；
 
其二，黄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主犯，一审漏掉了这一节，导致量刑偏轻，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相悖；
 
其三，黄某收受的那3000元属于违法所得，一审没有判决追缴，属于法律适用不当。
 
法庭上，黄某可能辩称，自己主动投案，如实供述，收的3000元和礼品都已退还，那份立功材料法庭也没采信，贾甲没有因此得到从轻处理，免于刑事处罚并无不妥。
 
王某可能辩称，自己是协办人员，没拿钱，也没具体去开证明、盖公章，只是知情后没有反对，作用次要，应认定从犯，理应维持刑事处罚判决。
 
二审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刑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
 
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黄某、王某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在办理贾甲诈骗案中，明知李某已被另案立案，却未依法移送线索；后黄某接受请托、宴请、礼品及3000元现金，在立功线索未查证属实的情况下，违规出具立功说明并安排套用公章，王某知情未反对。
 
二人主观上具有徇私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违背事实和法律的行为，已妨害司法公正。立功材料是否被法庭采信，不影响犯罪既遂。
 
二审法院认为，黄某、王某均构成徇私枉法罪，一审法院定性准确。
 
同时，《刑法》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为主犯，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黄某系主办人员，决定并实施出具虚假材料、安排盖章等行为，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王某系协办人员，未收钱、未直接实施，仅知情不阻，起次要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
 
结合《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具体到本案，黄某有自首情节，依《刑法》第六十七条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其犯罪情节并非轻微，不符合第三十七条免予刑事处罚条件，原判免刑不当。而且，黄某那3000元违法所得，该追缴的也得追缴。
 
不过，王某系从犯，有自首且认罪认罚，依《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可从宽，免予刑事处罚适当。
 
最终，二审法院改判黄某十个月有期徒刑，黄某收受的3000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维持对王某的判罚。
 
有人可能会问，那份立功材料法庭不是没采信吗？没造成实际后果，为什么还要判刑？
 
这个问题，其实一审和二审的判决逻辑已经给了答案：徇私枉法罪保护的是司法公正，不是某一个具体案件的结果。你出具虚假材料的行为，已经妨害了司法活动的正常秩序。至于法庭最终采信不采信，那是另一回事。
 
这个案子警示我们，“权力”再小，也不能拿来做人情。守不住底线，否则迟早要付出代价。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