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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浙江靠着戚继光募兵平息了倭寇。但戚继光在成名前,南直隶地区的倭患同样十分严

都知道浙江靠着戚继光募兵平息了倭寇。但戚继光在成名前,南直隶地区的倭患同样十分严重,而南直隶没有戚继光这样的狠人,又是靠什么把倭寇打跑的?教科书中几乎没提,而翻翻史料不难发现,他们虽然没有义乌兵这样军改后的新军撑场面,但他们有从北方调来的二三线边军······

明代唐顺之《请游兵疏》记载:·········请发老营堡边兵及保河兵一枝前来充作征倭游兵,至今调用,巳经三遍,连年鏖战,所向成功,倭贼见之丧胆,我兵倚之增气照得江北海防形势固为险要,地利多堪骑战。其土著之兵,虽经选练颇精,但用之设伏出奇,邀击捣巢,驰逐于沮洳葭苇之地,固其所长。若平原广野,摧锋陷阵,挫折其初至方张之锐,非西北马兵无以取利。故江北今岁收功克捷,陵寝免于震惊,运道不致梗阻,倭奴辄为丧胆者,赖此一枝兵前驱折冲之力。

《请游兵疏》写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二月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四月之间,是唐顺之刚接任凤阳巡抚(接替李遂)后所上的奏疏。

当时江北倭患严重,每年春汛(三四月份)倭寇乘风从海上登陆进犯淮扬。唐顺之在疏中回顾了此前三年调兵防倭的经过:

嘉靖三十六年提督侍郎江东建议调山西边兵和保河兵充作 "征倭游兵",三十七年调山西边兵一千名、保河民兵二千名到扬州防春汛,三十八年前任巡抚李遂又题准调山西边兵一千名、保河民兵一千名到扬州,由山西镇游击将军邱升率领,南下平倭。唐顺之写这篇奏疏的目的,是请求朝廷继续调这支部队前来防备嘉靖三十九年的春汛,同时建议多给马匹以发挥西北骑兵的优势。

疏中 "江北海防形势固为险要…… 非西北马兵无以取利" 一段,是唐顺之对江北地形与兵种适配关系的经典分析。文章中提到的老营堡是山西镇的,保河兵是指的保定、河间地区的兵。这里靠近宣大地区的内长城沿线,素称“宣大后劲”,明代中后期,九边格局定型后,这里的驻军由于处于二线,没有九边第一线边军的边防压力,因此调派比较灵活,成了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板砖,大量参与到明代中后期的内外战事中,在万历三大征、萨尔浒之战、广宁之战中都有保定兵和河间兵马的身影。

不过保定兵算不上一线野战主力,明代九边的数十万边军中,多数都在自九边沿线的民户和军户,其中公认兵源最好的是延绥兵,也就是后来李自成、张献忠他们老家那的。

《晋溪本兵敷奏》记载:切照延綏一鎮,軍馬素稱驍雄,北虜畏懼。

《五杂俎》九边惟延绥兵最精习于战也。延绥兵虽十余人,遇虏数千,亦必立而与战,宁战死,不走死也。故虏亦不敢轻战,虑其所得不偿失耳。

山西、保河这两地方的兵源在边镇里算不上头部,他们没有经历戚继光的军改,带领他们南下平倭的将领丘升也不是什么名将,只是个游击,在军镇中算是中高级军官的吊车尾,结果这些九边的二线野战军在南下之后也成了大爹,杀得倭寇屁滚尿流。

据《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七十一记载,嘉靖三十八年二月,倭寇分多股登陆:一股从杨树港、微港、卢潭港登岸,一股从周灶港登岸,两股合并后约三千余人,先在白蒲一带盘踞。四月,倭寇数百艘转掠江北扬州、海门等处,攻势极为猛烈。狼山副总兵邓城面对倭寇畏缩不前、作战失利,被李遂弹劾革职,充为事官领兵杀贼。

按照李遂的部署,江北海道副使刘景韶率游击丘升的山西边兵,在如皋至海安一线对倭寇展开了连续阻击。刘景韶和丘升先是攻击原驻白蒲的倭寇,一战于丁堰,再战于如皋东,三战于海安,三战皆捷,共斩首百余级。

倭寇不甘失败,大聚其众图谋西犯扬州,刘景韶复督丘升等兵迎击,斩首八十级,用火攻焚死一百七十九人。倭寇奔入潘家庄,刘景韶督诸兵尽锐攻之,复斩首一百二十八级。

至此,自南沙登岸犯通州的这一股倭寇基本被剿绝。在另一个方向的西场之战中,刘景韶命邱升率领骑兵分两路从左右包围,又用大炮向中间猛轰,倭寇大乱奔入仲家园,刘景韶率兵围困,经三昼夜激战,斩大酋长以下一千五百二十七人,活捉十五人。前后共歼灭倭寇三千余人。至此,江北倭寇全部肃清。

从此之后,倭寇就不再有大规模侵犯南直隶的举动,基本上结束了从嘉靖三十二年以来,倭犯太仓开始的南直隶倭寇问题。也是在这之后,浙江方面才重视戚继光申请练新军的提议,开始挑选优质兵源训练强军,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戚家军。

这里给大家看看倭乱早期,浙江巡抚王忬对浙江本地士兵的评价:

查得今岁倭寇平湖海盐海宁为甚,虑三县俱在浙西,而海道驻扎宁波,分守宁绍台温参将亦在浙东,兵船一时调遣不及,而浙西陆兵素习柔脆不克防御。杭嘉两府居浙上流而平湖海盐又濒大海,故两县安则嘉杭可保,两府安度今岁无虞。此形势利害又诸多边之要也,但海涂沙浅,大船难通。数十年来颇无他警,而延边卫所不习戈兵,虽节奉明文多方训练,然气禀柔脆鼓舞不前一闻小警莫不震惊。(这里的延边是说海边)东南柔脆之民素不习战,闻有壮勇十不能当强倭之一——《御史大夫思质王公奏议》

总之意思就是和平太久了,兵都不会打仗了,这些士兵在王忬这里得到的评价是“柔脆”。也难怪,浙江长期处于安定的后方,在倭寇问题愈演愈烈之前,面临的军事威胁很小,所以当地几乎没有募兵,基本都是卫所兵,而到了明代中期,卫所制糜烂,浙江也不例外,卫所兵逃亡严重,待遇低下,自然没啥战斗力,相比之下,北方九边沿线的状况要好得多,至少兵源还是不缺的。

很多人都忽略了北方边镇,那些在常年战乱的环境下,世代从军的军户作为兵源的含金量。每五日则小习之,每十日则大习之。小习之以教射教火枪,大习之兼教炮教大铳。

按照明人尹耕在《乡约》中的记录,边地即便不是军队的堡民,每五天一次训练弓箭、火枪,每十天一次兼练火炮,一年大约训练70天。这比当时欧洲有些一年才训练四十多天的正规军还要多不少。这种兵源,是募兵制想要,但是单靠募兵制难以获得的东西。内地卫所和平太久了战斗力差,跟边镇动不动就要和敌人作战,不把作战技能练好活不下去的卫所是完全不同的。明末陕西的边民大量加入农民军,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明朝最重要的死因。兵者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