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拿到北大研究生学历，找了一份心仪的工作，谈好年薪40万，可企业得知她本科是成都理工大学，并不是北大，直接把薪资下调至35万。


陈女士提到这件事时说，这种被区别对待的感受，比当初备考北大研究生的压力还要大。


这件事真正让人堵心的地方不在那五万块钱，在于它传递出的信号：你后面再怎么拼，高考那一次没考好，就永远跟着你。


几乎在同一时间，还有另一个案例被翻了出来，湖南长沙的求职者小缪，专科起步，专升本，再考上了东北农业大学的硕士，八年时间，从专科一路读到了双一流高校的研究生。


2026年春招时，他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五轮线上面试，随后辞掉了原来的工作，联系了中介准备找新住处。


三天后他接到通知，入职审批被驳回，理由是公司总部要求该岗位必须是统招全日制四年制本科，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不符合条件，五轮面试全部作废。


两个人，一个北大硕士，一个双一流硕士，都栽在了同一条隐形的线上。


这条线叫“第一学历”，但有意思的是，教育部已经多次公开表态，我国现行教育体系中从来就没有“第一学历”这个官方定义，人才学历认定始终以最高学历为准。


2026年多部门联合开展的国聘行动也划了红线，严禁用人单位把毕业院校和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招聘条件。


政策层面说得很清楚，但到了实际的招聘环节，这些规定还没真正落地。


企业为什么爱用第一学历筛人？说白了就是图省事，2026届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一千两百七十万人，对企业的招聘部门来说，一份一份去考察每个人的真实能力，成本太高了。


而用高考结果做一道快速筛选的闸门，是最省时间的办法。


一家人力资源机构，对一千三百名硕士及以上学历求职者的调查显示，七成的人遭遇过企业对第一学历的限制性要求，本科毕业于双一流院校的求职者录用成功率是双非院校的一点八倍。


问题的核心在这里：效率不能替代公平，概率更不能直接定义一个人。


高考考的是十八岁那年的水平，它没法预判一个人成年之后的职业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


那些从专科起步、通过专升本再考上名校研究生的年轻人，能跨越这么多障碍实现学历跃升，背后是自律、坚持和抗压能力，这些东西，一张高考成绩单是看不出来的。


更麻烦的是追责这件事，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分析过，企业在面试全部通过后，突然拿第一学历说事，民事上很难追责，因为民营企业有用工自主权，中途增加筛选标准，还没有形成“可以入职”的合理信赖。


换句话说，求职者被折腾了一大圈，辞了工作，改了计划，到头来企业不需要承担什么后果。


只有当已经发放入职通知再撤销录用的极端情况下，才可能构成缔约过失，绝大多数求职者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自己咽下去。


这种隐性的筛选，还制造了一种奇怪的沉默，企业招聘信息上从来不写第一学历的门槛，面试过程中也不会主动提，等到求职者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之后才亮出底牌。


求职者事后想维权，取证难度极大，因为这种歧视大多发生在私下沟通的环节，沉默反过来又纵容了这种做法蔓延。


从更大的角度看，这件事的影响不只是一两个人的就业问题，如果一个社会默认高考就是终局，后面再怎么努力都不被认可，那终身学习的意义在哪里？


那些后来通过考研、考证、积累工作经验实现逆袭的人，他们的努力还有什么价值？用一条隐形的线把他们挡在门外，消解的不只是个人的奋斗动力，更是整个社会的进取活力。


企业那边得想明白一件事，筛选成本是省下来了，但招不到真正能干的人，损失更大。


参考信源：
羊城晚报，2026年9月12日，《北大硕士因本科非北大年薪被降5万！“第一学历”歧视如何破解？》
澎湃新闻，2026年9月14日，《双一流硕士求职败给专科起点，媒体：别让“第一学历”锁死奋斗者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