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8岁的省委书记陈寿昌从敌人报纸上才知道，中央红军跑了，把自己和几万人的根据地，忘在了江西的深山里。
他把那页剪报又看了一遍，折好，塞回内袋。然后他叫来警卫员小刘，只说了一句：“通知下去，下午两点，各支队负责人到老樟树底下开会。”
人到齐了，有十几个。陈寿昌没让他们进屋，就站在那棵空了心的老樟树下面。他从口袋里掏出剪报，但没有传阅。“消息都知道了，”他说，“现在要决定的就一件事：是我们自己撤，还是让敌人以为我们要撤。”
参谋长李根生蹲在树根上卷烟：“三千对四万，还能怎么打？”
陈寿昌从地上捡了根树枝，在泥地上画了个圈：“这是咱们。”又在圈外点了十几个点：“这是他们。”最后他画了三条箭头，从圈里刺出去，穿过那些点，一直延伸到圈外的空白处。“他们以为我们会缩，我们就张开。三个人一组，今晚就出发，任务只有一个：让敌人觉得满山都是我们的人。”
当晚，三支小队带着仅有的鞭炮和空铁桶下了山。他们在不同山沟里点鞭炮，在铁桶里放枪，制造回声。天亮前，敌人驻扎的镇子东西南北都响了一夜枪声。
第二天中午，侦察员跑回来报告：敌人把镇上的一个团分成了四股，朝四个方向的山里搜去了。
陈寿昌听完，把最后半块烙饼掰开，分给侦察员一半。“还不够，”他咬了一口饼，“得让他们觉得，我们人还在镇子附近。”
当天下午，他亲自带了五个人，摸到镇子西边的木桥底下，等到黄昏换岗的时候，把桥头岗亭里的电话线剪了。剪完并不急着走，他让一个战士爬上桥头的树，把一面褪色的红旗挂在了最高的枝杈上。
挂完旗，他们撤到山坡上等着。天快黑透的时候，桥头果然乱了起来，手电光晃成一片。一个连的敌人被调过来守桥，镇子里的兵力又薄了一层。
回到山上驻地，陈寿昌召集了剩下的人。“现在他们一半兵力散在山里找我们，一半兵力被钉在几个点上不敢动。”他把油灯拨亮些，“我们的人，明天分成两路。一路继续扰，一路去这里——”他手指点在图上粮库的位置，“拿我们能拿的，拿不走的，烧。”
去粮库的队伍在天亮前回来了，背回来十几袋米，还有两箱手榴弹。陈寿昌让人把米分给山下几个村的百姓，手榴弹留下。分米的时候，一个老太太拉着战士的手问：“你们陈书记还在吗？”
战士愣了一下，说：“在。”
老太太点点头，把米袋拖进屋里，又出来塞给战士两个烤红薯：“告诉他，我们都记得。”
消息还是传出去了。周边几支失散的游击小队，陆陆续续有人找过来。来人见到陈寿昌，第一句话总是：“省委还在吗？”
陈寿昌每次都说同一句：“在。你们的人还在吗？”
问的人点头，他就说：“那就在。该打打，打不赢就往西南撤，撤到山里，找我。”
十一月底，敌人终于察觉不对劲，开始收拢兵力，重点清剿几个区域。陈寿昌把队伍再次化整为零，只留了不到四十人跟他向最深的山里转移。
临走前那个早晨，他站在山口，看着雾气里隐约的村庄轮廓。警卫员小刘问他：“书记，咱们还能回来吗？”
陈寿昌从内袋里掏出那张已经磨毛了边的剪报，最后看了一眼上面“匪患未绝”四个字。然后他把它仔细折好，放回去。
“会回来的。”他说，转过身，第一个走进了雾里。“但不是等谁回来找我们。是我们自己，先把这块地方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