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以后草原民族两次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而唐以前几乎没有？
 
很多人第一反应，那还不简单，宋朝重文轻武，明朝后期朝政失序，军队战斗力拉垮了。
 战国商鞅变法，废井田，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土地就成了可增值可交易的私有资产。
 
汉代豪强占地，富者田连阡陌，唐代均田制瓦解，庄园经济遍地，地主靠收租坐享其成。
 
到了宋代更彻底，朝廷奉行不抑兼并，土地完全放开交易，每年近两成土地在市场流转，商人赚钱买地当地主，地主收租经商牟利，土地资产和商业资本彻底拧成一股绳，这帮人供养子弟靠科举入仕，摇身成了士绅，钱袋子、笔杆子两手抓，慢慢长成一股足以制衡皇权的地方力量。
 
有人或许会问，汉代也有豪强，唐代也有庄园，怎么没到这一步？
 
核心差别就在唐以前，土地兼并还没和科举、官僚体系深度绑定，豪强多是地方势力，形不成贯通朝野的全国性利益集团，再加经济重心还在北方，财富中心和边防前线基本重合，打仗就是保自家产业，南北利益没分家，朝廷还攥得住军费。
 
这股力量最先冲击的就是王朝的财政根基与南北一体的利益格局。
 
这是第一个常见误区。
 
不少人会认为南宋明末打不过外敌，是军队弱，将领不行。
 
可真相是，仗根本没法好好打，朝廷财政早已被地方士绅群体不断消解。
 
唐以后，经济重心持续南移，到北宋时，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已全面超过北方，但尴尬的是，北方是直面游牧民族的前线，驻军、治理黄河、修运河，全是吞金窟窿，靠朝廷财政兜底。
 
南方守着长江天险，种茶织丝，跑海外贸易，钱赚得风生水起。
 
时间一长，南北利益彻底拧不到一块儿。
 
北方保家卫国要花钱，南方觉得纯属浪费，不愿拿出资源。
 
最典型的就是南宋岳飞北伐一度打到河南，眼看收复旧都，却被十二道金牌召回赐死，表面是宋高宗怕赢回二圣丢皇位，实则江南士绅出于自身利益，不少人并不支持大举北伐，才是北伐难以为继的深层原因之一。
 
打仗就要加税，大头出在江南，可收复的北方早已被战乱打残，很难供养战事。
 
反观泉州、广州市舶司海外贸易利润丰厚，士绅们算得明白，每年给金国几十万两岁币换和平做生意远比打仗划算。
 
南宋市舶收入大多留在地方，朝廷筹措军费，反倒要压榨底层百姓。
 
所以说，不是前线军队打不赢，是后方既得利益群体根本没打算全力支持赢。
 
有人或许会说，不想打仗，顶多算自私，总不至于暗中帮对手吧。
 
那是小看逐利的本性。
 
利润面前，国界从来不是门槛。
 
这是第二个误区。
 
不少观众会以为士绅只是贪财惜命，最多消极避战。
 
可实际上，有一部分人为追逐利益，不惜和关外对手私下往来，掏空国家防御根基。
 
这边朝廷为军费发愁，那边商人早跟对手做起了买卖。
 
绍兴和议后，江南海商开辟走私航线，把铜钱大量运往金国，造成南宋钱荒，物价飞涨，军饷难以维系。
 
开启北伐时，朝廷财政只能凑出三成军饷，前线士兵哗变此起彼伏。
 
这仗根本没法打。
 
明末更离谱，以范永斗为代表的张家口8家边境私商建起贸易网，大量向后金输送铁器、茶叶、火药、粮食，还泄露明军情报。
 
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后金对行军路线了如指掌，背后就有这批私商的推波助澜。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超6成金属、8成粮食都靠他们供应，说白了，王朝边防走向崩坏，一部分逐利群体的所作所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说到这儿，有人或许会问，皇帝就管不了这帮人？
 
说实话很难，甚至王朝走向都会受他们干预。
 
这是第三个误区。
 
不少人印象里古代皇权至高无上，想收拾谁就收拾谁。
 
可实际上，从宋代开始，士绅集团已经拥有足以深度影响王朝更替的实力。
 
宋代以后，科举是入仕主渠道，南方经济发达，教育资源碾压北方，科举中榜者多是江南子弟。
 
这些人入朝为官，天然代表家乡地主商人的利益，还能用儒家话语把私利包装成民心公利。
 
反对商税是体恤百姓意志，限制兼并是与民争利。
 
皇帝想动他们的蛋糕，轻则政令出不了京城，重则处处受掣肘。
 
北宋王安石变法，试图约束土地兼并，遭到地主阶层强烈阻挠。
 
变法几经波折，明光宗有意整顿吏治，约束士绅特权，却在位仅仅一个月便猝然离世。
 
这两件事儿也折射出皇权与地方既得势力之间激烈的权力拉扯，而这种皇权被掣肘、财政权旁落的局面，正是唐宋以后才逐步定型。
 
所有矛盾反噬，最终都会传导到北方边防，蒙古能够南下一统也与此息息相关。
 
王朝皇室一脉传承，人才难免后继乏力，士绅却依靠科举源源不断更新力量。
 
此消彼长之下，皇权节节败退几乎是必然趋势。
 
最能体现这份短视的是他们换皇权、保私利的操作。
 
在他们眼里，国家不是共同体，只是赚钱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