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哪个朝代女性地位最高？答案不是唐朝，大多数人都猜错了。

1976年，一座商代妇人的墓葬在安阳被打开，随葬品清单让考古人员反复核对了好几遍。

墓里有大量兵器，包括铜钺，那是商代军事指挥权的象征，和礼器、玉器摆在一起，说明这位墓主的身份并不寻常。

墓主叫妇好，殷商武丁王的配偶之一。

甲骨文里记载，她曾亲率军队出征，主持过国家祭祀，还有自己的封地和食邑。

距今大约三千两百年。

讨论"哪个朝代女性地位最高"，这个问题本身需要先拆一拆。

"地位"涵盖的内容，在不同时代可以相差很远。

有没有法律层面的财产权，婚姻里对再嫁的态度，女性出入公共场合的自由度，礼教对女性行为的约束程度，这几项在历史上各自有各自的起伏，并不总是朝同一个方向变化。

唐朝的情况，很多人熟悉：武则天登上皇位，贵族女性参与马球、出门游宴，上层社会的离婚再嫁并不罕见。这些都有实际史料支撑。

但唐代律令同样对女性的财产权和行动有约束，那些开放的社会风气，主要属于贵族阶层，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面貌与此相差甚远。

唐朝确实有它相对开放的一面，但放在各项指标综合对比里，并不是优势最为突出的时段。

妇好的例子提供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参照。

甲骨文研究表明，商代王室女性参与军事和祭祀事务，在卜辞里有多处记录，不是孤例。

妇好随葬的铜钺，研究者认为这代表她生前握有的实际军事指挥权。她有自己的封地，有属于自己的经济资源，在国家事务里有独立的位置。

这背后有一个结构性原因。商代的宗法制度还在形成阶段，后来那套严密的父系礼教尚未定型。

女性担任军事领袖、主持祭祀，同时拥有独立财产，这在当时的制度框架里有其容身之处，算是一种制度安排，说是例外并不准确。

周代礼制完善之后，女性角色逐渐被规范在特定范围内。

到了汉代，法律层面仍承认女性财产权，离婚和再婚在社会上没有形成系统性的道德压力，史书里女性主张自己权益的案例时有出现。

吕后临朝期间，政治上的实际影响力清晰可见。汉代社会的性别约束，比后来若干朝代要宽松一些。

系统性收紧，从宋代开始。

关于裹脚的起源，学界仍有讨论，但从上层向更广人群扩散的过程，大致在宋代之后。程朱理学对"妇德"的强调，程度远超汉代儒家。

北宋理学家程颐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表述，见于《二程遗书》，代表了一种在宋代之后逐渐演变为社会规范的观念。

寡妇再婚的态度变化，是一个可以观察的维度。

汉唐时代，寡妇再婚在社会上虽有议论，但没有形成系统的道德压力。

宋代之后，舆论明显收紧。到了明清两代，国家以制度性表彰回应"守节"行为，设立贞节牌坊，把这套约束从道德层面推进到了国家认证层面。

这就是为什么，在讨论"哪个时段女性处境相对宽松"时，宋代之后的朝代通常不在考虑范围内。

把妇好和武则天的例子放在一起，有时会给人一种印象：强势女性在各个时代都会出现，这和"整体处境"无关。

这个观察本身有它的道理。

但两个例子背后的结构，性质不同。

妇好以那种方式存在于商代，前提是当时的制度框架容纳她以那种方式存在。

武则天走到那个位置，靠的是极大的个人努力和政治手腕，同样的事情，她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发生在其他女性身上。个案是相似的，背后的系统条件，相差很远。

"哪个朝代女性地位最高"这个问题，现代史学界没有给出过公认的简单答案，因为涉及的维度太多，不同指标在不同时期的走向各不相同。

能说的是：裹脚的扩散、程朱理学对"失节"的道德化、以及国家对守节行为的制度性表彰，是宋代之后逐渐压实的几道约束。

在这之前，无论是商代甲骨文里那个带兵出征的妇好，还是汉代法律承认女性财产权的那几条，记录的都是不同的可能性。

妇好墓出土的铜钺，现在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说明牌写着她的身份：武丁王后，商代女将。

说明牌没有写的，是她到底带过多大规模的军队，打了多少年仗，封地情况如何。这些都在甲骨文里，只是比说明牌上那几个字，费力得多。

参考来源：
郑振香、陈志达：《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