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6军军长刘万春奉命赴北京开会，他以为要升官了，东西都不收拾了，连夜出发，谁知，他刚下车，几名持枪警卫就上前，当场将他逮捕，场面十分突然。
刘万春被控制的时候，距离绥远和平起义才过去一年多。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军长突然被带走，而是他所在的第36军，此时正处在一场非常重要的转变之中。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等绥远军政人员联合通电起义，刘万春也在其中。当时他担任国民党军第111军军长。此后，这支部队没有被简单解散，而是按照绥远地区的实际情况逐步进行整编。
1949年12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把原第111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刘万春继续担任军长，康健民任政治委员。下面编有第106、第107、第108师等部。这个安排本身就说明，起义以后，刘万春依然被放在了重要岗位上。
不过，“决定改编”和“整编完成”不是一回事。
真正大规模调整，是到1950年2月21日才展开的。各支部队重新调防，大批政治工作人员进入军、师、团和基层单位。到4月上旬，这项工作才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刘万春当36军军长的这段时间，恰好处于旧部队向人民军队转变的关键阶段。
变化很快。
过去一些旧军官习惯了原来的带兵办法，整编后实行新的纪律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军官与士兵的关系也发生改变。有的人能够逐渐适应，有的人却始终抱着观望甚至抵触的态度。1950年，绥远起义部队内部还出现过数次严重的叛变事件。
2月10日，第37军第111师副师长庞茂青策动部队叛变，一个团一度被拉走。事情最后被平息。到了5月，骑兵第4师又出现问题，部分人员携械叛逃，还造成政治工作人员伤亡。
这些事情让绥远部队的整编不再只是换番号、换服装那么简单。
对当时的华北军区来说，更重要的是判断哪些人已经真正接受新的组织纪律，哪些人仍在暗中保持旧有关系。刘万春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暴露出来的。
1950年7月，他两次找来第36军辎重营营长李玉浩，安排了一件不能公开的任务：前往香港，与台湾方面的国民党人员建立联系。
7月29日，李玉浩离开绥远。8月8日抵达香港后，他与相关人员接头。此后，对方让他带回电报密码、信件以及活动经费，并要求保持联系。
这已经不是普通旧部之间的私人往来。
刘万春当时仍然担任解放军第36军军长，手里掌握部队，又处在整编尚未完全稳定的特殊时期。一个现役高级军官绕开组织，派人秘密与台湾方面联系，性质自然完全不同。
更关键的是，李玉浩返回包头以后，没有见到刘万春，因为刘万春当时已经去了北京。李玉浩随后又赶往北京寻找他。这条从绥远到香港、再从香港返回内地的秘密联络线，也因此越来越难隐藏。
调查很快进入收网阶段。
1950年11月，相关人员开始陆续被控制。到了11月26日，华北军区方面将掌握的情况向第23兵团司令员董其武作了通报，当晚又对有关人员采取进一步行动，刘万春也因此失去了自由。
这时候再回头看他那趟北京之行，意味已经完全变了。
他原本仍顶着36军军长的职务，但在组织掌握秘密联络情况之后，这个职位已经不可能继续保留。随后，第36军的人事和整编继续向前推进，副军长王建业后来代理军长。
刘万春被扣捕，并没有打乱第36军后面的整体安排。
1950年12月12日，第36军、第37军和骑兵第4师等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董其武担任司令员，高克林担任政治委员。1951年1月，兵团移驻河北衡水一带集中整训。
经过进一步调整，第36军在1951年4月撤销第108师和军直属骑兵旅，主要保留第106、第107师。部队成分继续改变，一批新兵补充进来，原来较为复杂的编制也逐渐精简。
几个月后，这支由绥远起义部队改编而来的部队接受了新的任务。
1951年9月7日，第23兵团进入朝鲜，第36军和第37军随兵团行动。他们承担的重点不是大规模前线进攻，而是修建机场以及后方警戒。
在敌机不断袭扰的情况下，官兵抢修机场、跑道、停机坪和各种附属设施，还要处理未爆炸弹。到11月30日，第23兵团完成任务返回国内。此时的第36军，已经和1949年刚起义时有了很大不同。
1952年2月，第36军番号撤销。军部和第37军军部后来转入国家建设系统，一部分部队重新合编。短短两年多时间，这支部队经历了起义、整编、整训、入朝和再次改编，变化非常快。
而刘万春的人生则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1957年3月，他被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73年7月，又转到北京关押。直到1976年8月才获得释放，随后定居北京。
1977年11月，刘万春成为北京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晚年他曾整理自己过去的经历，也写过与绥远起义有关的回忆文字。1993年1月，刘万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