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地下党陈修良调任南京市委书记，接到任务后，她只问了一句：“何时动身？”，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却吃了一惊：“你就不提提困难吗？”

谭震林说完，看着陈修良。她脸上没什么变化，只把手里那张薄纸对折了一次，放进衣袋。

“提困难，任务就不做了吗？”她声音不高。

谭震林顿了顿。他想起前八任书记的名字，最后一个正是陈修良在莫斯科的同学。话到嘴边，他换了句：“组织上可以尽量安排配合。”

“不用特殊安排。”陈修良站起来，“我明天走。”

她离开时步子稳，背影挺直。谭震林站在窗口，看着她走出院子，消失在巷子拐角。他站了好一会儿，才坐回桌前。

火车上，陈修良坐在靠窗位置。对面是个带孩子的妇人，孩子哭闹，妇人连声道歉。陈修良摇摇头，从包里拿出半块糖递过去。孩子停了哭，睁眼看她。

“谢谢您。”妇人说。

陈修良笑了笑，转头看窗外。田野往后掠去，远处有山影。她想起去年收到同学牺牲消息的那天，也是坐在火车上。那天窗外在下雨。

到南京是傍晚。来接站的是个穿长衫的男人，手里拿份报纸。两人目光对上，男人把报纸换到左手。

“张太太？”他问。

陈修良点头。

男人接过她的小皮箱：“住处安排好了，跟我来。”

他们没坐车，一前一后走着。街上有警察巡逻，皮鞋踩在石板路上声音很响。经过一个哨卡时，警察看了他们一眼。男人把报纸夹在腋下，掏出证件。

警察挥挥手放行。

走出一段，男人才低声说：“我叫赵永明，委员。”

“叫张太太。”陈修良说。

赵永明顿了顿：“是，张太太。”

住处是个小阁楼，在城南旧巷里。房间收拾得干净，桌上摆着热水瓶和搪瓷缸。赵永明放下箱子：“这户是党员家属，可靠。您先休息，明天我再过来。”

他走到门口，又转身：“需要什么，跟我说。”

“现有多少人？”陈修良问。

赵永明报了个数。很小，比陈修良预想的还小。她点点头：“知道了。”

关上门，她没开灯，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窗外传来叫卖声，是卖馄饨的挑子路过。她站起来，打开箱子。最底下压着本旧书，书页里夹着张照片，是莫斯科的同学合影。她没把照片拿出来，只是摸了摸封面，又把箱子合上。

第二天赵永明来时，陈修良已经换了身衣服，深色旗袍，外面罩件开衫。头发也梳得整齐。

“今天去个地方。”她说。

赵永明没问去哪儿，跟着她出门。他们去了夫子庙一带，茶楼酒肆热闹，卖艺的、算命的挤在街边。陈修良走得很慢，像在闲逛。她在个卖针线的摊前停下，挑了卷灰线。

“多少钱？”

摊主报了价。她付钱时，手指在摊上轻轻敲了三下。

摊主眼神动了动，没说话。

离开摊子，赵永明低声问：“自己人？”

“嗯。”陈修良把线卷收进手提袋，“以后这条线归你联络。每周二下午，他在这里。”

“明白。”

他们又走了几条街。陈修良记下警察岗哨的位置、巡逻的间隔时间。经过一家照相馆时，她停下脚步。橱窗里摆着穿婚纱的新人照片，玻璃反光映出行人的脸。

“张太太？”赵永明唤她。

陈修良转开视线：“走吧。”

回去路上经过菜场，她买了条鱼、一把青菜。赵永明要提，她没让：“像过日子。”

果然巷口多了个修鞋摊，摊主低头敲敲打打，没看他们。陈修良经过时，脚下一顿，鞋跟卡进石板缝。她弯身弄鞋，低声对赵永明说：“生面孔。”

赵永明眼角扫过去：“三天前来的。”

“查查。”

“是。”

到家门口，隔壁妇人正好出来倒水，笑着打招呼：“张太太买菜啊？”

“哎，晚上烧鱼。”陈修良也笑，“你家孩子咳嗽好些没？我那儿有枇杷膏，等会儿拿给你。”

“那怎么好意思。”

“邻里邻居的。”

进门后，陈修良脸上的笑慢慢淡去。她把鱼放进厨房，洗了手，对赵永明说：“联络点不能只放一处。你物色几个备用地址，要互不相干的人家。”

“好。”

“还有，”她擦干手，“以后你来，有时带点东西。点心、布料，像走亲戚。”

赵永明点头。他看着她把青菜一片片掰开，放进盆里冲洗，动作仔细。水声哗哗响着。

“委员……”他改口，“张太太，你不怕吗？”

陈修良没抬头：“怕有用吗？”

“前八任……”

“我知道。”她关掉水，“正因为我记得，所以更要做好。”

赵永明沉默片刻：“我明白了。”

他离开后，陈修良开始收拾鱼。刀刮鱼鳞的声音规律而持续。窗外天色渐暗，远处传来钟声。她想起谭震林吃惊的表情，想起火车上那块糖，想起照片里同学年轻的脸。

鱼收拾干净，她起油锅。油热了，冒出细烟。她把鱼滑进去，刺啦一声响。

香气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