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平日里喝的茅台全靠警卫员帮忙代购，当时一瓶 3 元钱。大约一年多后，将军前往贵州考察调研，特意到茅台酒厂走了一圈。听介绍员报出茅台酒的价格，他心中咯噔一下，疑问涌上心头：我的茅台酒怎么比出厂价还便宜？
 

1955年，许世友将军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定居南京。
 
这位从少林寺走出来的开国上将，打起仗来勇猛无比，喝起酒来也是毫不含糊，尤其钟爱茅台。
 
那时候将军的茅台由警卫员代为采购，报账时一瓶三块钱。
 
在那个年代，三元钱买一瓶茅台，听起来挺合理，市面上本来也就是这个价，1955年茅台的市场零售价两块八毛四，出厂价才一块二毛八。
 
将军月薪四百元，不算少了，可他嗜酒如命，加上家里常有客人来往，买酒的开销大得惊人，工资的一大半都花在了酒上。
 
大约一年多后，将军到贵州考察调研，专门抽空去了一趟茅台酒厂。
 
酒厂的人热情接待，带着他参观窖池、看工艺，介绍员一路讲解，顺嘴把当时茅台的出厂价和零售价报了出来。
 
将军一听，心里咯噔一下。
 
他常年喝茅台，警卫员每次报的都是三元一瓶，可酒厂人报出的价格分明高出了不少，里头有大大小小的成本、税费，远不是三块钱能打住的。
 
将军当下就起了疑，难道我的茅台比出厂价还便宜？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回到住所，他把警卫员叫来，脸色沉得像锅底。
 
警卫员一看首长这神情就明白瞒不住了，支支吾吾道出实情。
 
原来这小战士跟着将军南征北战，深知首长就这一个爱好，可眼看着酒价悄悄往上涨，将军月薪四百元，大半都扔进了酒瓶子，连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
 
警卫员心疼啊，就私自做了个主，报账时仍按三块钱一瓶走，中间的差价由部队的经费里悄悄补上，不让将军察觉。
 
他想的是，反正公家有这笔开销，首长喝的是公家供应的酒，自己贴补点也是应该的。
 
将军听完，半天没说话，随即勃然大怒。
 
在他眼里，这是原则问题，不是钱多钱少的事。
 
自己喝酒，凭什么让部队买单，这不就成了占公家的便宜，军阀作风、国民党做派，那是他这辈子最恨的东西。
 
他当场把警卫员狠批了一顿，语气不容置疑，酒涨价了你要和我说，钱不够我可以省着点喝，可以少喝一点，但是绝不能占公家一分便宜。
 
这一通脾气发完，将军二话不说，把这一年多来警卫员经手的账单全要了过来，一笔一笔地核对。
 
凡是部队替他垫的差价，他悉数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补上，一分不少地退回公家。
 
那位警卫员灰溜溜地站在一旁，挨了骂，也亲手把差价补齐了。
 
从那以后，将军喝酒收敛了不少，买酒的钱若是不够了，他想方设法自己挣外快，比如把自家院子里的花园挖了种菜养猪，再用菜和肉去跟炊事员换酒喝。
 
后来在广州留园七号住的时候，院里白玉兰花开，他甚至吩咐人把飘落的花瓣捡起来卖掉，换几个酒钱。
 
堂堂一个大军区司令员，为几瓶酒精打细算到这份上， today's people听着像笑话，可那就是他的脾气。
 
在我看来，许世友将军这一顿脾气，发得比任何豪言壮语都管用。
 
那个年代的高级将领，工资不低，可大多家里宾客盈门，开销也大。
 
酒这东西，最容易模糊公与私的界限，反正是招待用，反正是部队买的，喝一口两口谁能说得清？将军偏不。
 
他在南京家里放茅台，专门分两个箱子，一个写公，一个写私，公事用公酒，自己喝私酒。
 
有一次警卫员不留神拿错了，公酒被将军当私酒喝了，他一笑了之，可要是反过来，私酒被办公事用了，他必定原数补上。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男子汉大丈夫，公是公私是私，不能两不分明。
 
这种近乎固执的较真，贯穿了将军的一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茅台从四块多一路飙到十二块一瓶，将军的工资却没怎么动，喝酒渐渐成了负担。
 
工作人员看着心疼，想了两招，一是拿他回忆录的稿费贴补一半买酒，另一半交党费，二是让南京军区西村农场的师傅照着茅台的工艺酿土茅台，装在空瓶里应付一般宾客。
 
将军尝过，点点头说味道还行。
 
即便是这样，他也从没动过用公家经费给自己买酒的念头。
 
1985年将军去世，留下的存款只有一百二十六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一个半月的工资。
 
再看1955年贵州酒厂那一幕，将军心里那一声咯噔，搁在今天有些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差价也就是块儿八毛的事，至于发那么大火吗，可恰恰是这块儿八毛，照出了那一代军人的骨血。
 
在他们心里，公家的钱，一文都不能乱花，自己的喜好，一丝都不能牵连公务。
 
酒可以不喝，便宜不能占。
 
这种笨拙的、近乎苛刻的自律，如今想来，反倒是最体面、最硬气的东西。
 
我们现在讲作风建设，讲不忘初心，翻翻许世友将军这三元茅台的旧账，比念一百遍文件都来得透彻。
 
一个能为自己喝的酒较真到分文必究的将军，带出来的兵，打仗能不含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