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发现如今生育率低下的原因早在1946年就被费孝通说明白了。
他在《生育制度》里一针见血的指出：人口增长跟的不是粮食产量，而是社会岗位数量。
生育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持社会结构的新陈代谢。
因为生育是一种“损己利人”的行为。从个体角度看，生育意味着巨大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付出；但从群体角度看，它为社会延续提供了接班人。因此，生育制度是一套通过道德、法律等规范，将个体的生物冲动纳入为群体服务轨道的强制性制度。
而生育数量依托的是一个社会体系能支撑多少人口。
岗位多、机会多，生育意愿就高；岗位挤、资源紧，生育率就会下降。
在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传统农业社会，社会结构需要足够的人口来填充生产岗位，因此即便物质匮乏，人们也倾向于多生多育。而在分工高度精细化的现代社会，少数人就能完成大量工作，社会对人口数量的需求相对下降。
这一理论完美解释了当下的生育困局。当前年轻人“不愿婚、不敢生”，并非因为资源不够，而是因为社会给年轻人的“位置”太少、太卷。AI技术冲击初级岗位、经济增速放缓、高昂的房价和教育成本，导致“社会继替空间”被严重压缩。
年轻人低生育意愿，本质上是对下一代获取社会资源难度的理性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