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百四十九年，洛阳城外的洛水河边，司马懿指着河水起誓，只要曹爽交还兵权，便保他一生富贵。那年月极重名节，一句洛水之誓重若泰山。曹爽信了，放下了兵刃。誓言还浮在河面上，司马懿已经把曹家三族两千余口推到刀下，连襁褓里的婴儿也没放过。史书翻这一页轻描淡写，可那年的洛水究竟吞下多少诺言，没人去数。后来的戏文把司马懿画成一个老奸巨猾的符号，符号好画，画不出的是——一个家族踩上顶端，脚底下垫的从来不是温情，是泥泞与血。这样的跃升史，不只在中国。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圈地运动把农民从世代耕种的土地上赶走，房屋烧成灰，农田改成牧场。失去土地的男女钻进血汗工厂，童工在矿井里爬行十六个钟头。同一时段的大西洋彼岸，镀金时代的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被后来人供上神坛，可他们的第一桶金，哪一个少得了对同行的倾轧、对罢工工人的镇压、与政客见不得光的交易。财富的高墙由钢铁与鲜血浇筑，想翻过去，手不可能干净。今天的镜头，便越来越不爱拍那一截了。古代写刘邦斩白蛇、朱元璋诛功臣，百姓认，那时的合法性讲天命、讲成王败寇，赢了，一切便算雄才大略。现代社会的地基换成了法治与公平，真把一家企业如何在转轨期钻法律的空子、用信息差收割普通人、靠官商勾连吞掉公产的过程原样拍出来，观众不会觉得主角牛，只会追问：这合法吗，凭什么他践踏规则不受罚。光环一碎，爽剧就成了审判。创作者于是找到了一个讨巧的法子——快进。一代人的巧取豪夺，被压进一句轻描淡写的话里：当年带着五十块钱闯上海滩。镜头一转，聚光灯打在承袭财富的二代身上。那孩子受过顶级教育，听得懂古典乐，对下属彬彬有礼，甚至常做慈善。他不必向任何人解释自己为何站在这里，生来，他就在这里。法国人罗兰·巴特在《神话学》里点破过这层：神话，也就是那套意识形态叙事，作用就是剥夺事物的历史性，把历史造成的结果，伪装成大自然的法则。把二代推到台前，恰好做成了这件事——它抽掉了一代的掠夺与妥协，只留下二代的优雅与富足。看着屏幕上那个完美的人，人会生出一种和谐的错觉，仿佛他拥有这一切，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一样自然。继承，就这样从一种制度赋予的特权，洗成了仿佛刻在基因里的天经地义。可大自然是不能生气的，被剥夺的人，连愤怒的由头都找不到。当然，一代也不全是肮脏。洛克菲勒压对手的同时，把昂贵危险的煤油变成了家家户户用得起的安全灯火；卡内基镇压罢工时，也用贝塞麦炼钢法把美国钢铁产量顶到世界第一。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创一代，不少人确是白天当老板、夜里睡地板的拼出来的。灰色的斑点之外，他们撞开了僵死的旧体制，造出就业与财富。把跃升史全盘写成犯罪史，既不公道，也违背常识。只是，当镜头只肯对准二代的从容，那段复杂的、带血的来路，便被悄悄抹平了。晋朝的二代们也曾这般从容。他们清谈老庄，服食五石散，为谁家的牛车更阔气争风吃醋，真心以为特权是老天爷给的。直到公元三百一十一年，永嘉之乱，匈奴的铁骑踏破洛阳，那些平时连农具都不识的世家子弟，在逃亡路上像猪羊一样倒下。晋惠帝听见百姓饿死，认真地问：何不食肉糜。那不是一个笑话，是隔绝太久而锈死的认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句好听，底下的现实是血。把特权伪装成自然，短期里或许能麻痹人，长久看，不过沙滩上的城堡，潮水一来，什么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