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李谷一实名举报东方歌舞团团长田玉斌腐败。田玉斌得知被李谷一举报后恼羞成怒，开始大肆宣扬李谷一想要取而代之的言论，不久她就收到死亡电话威胁，但李谷一步都没退，一代“歌坛女王”用正直将贪污官员挑下马来。
 

2000年那个夏天，文艺圈被一封公开信炸开了锅。
 
写信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东方歌舞团党委书记兼第一副团长的李谷一。
 
她在信里直指团内公演私分、账目和财务管理混乱、个别领导中饱私囊，一口气列了八条具体问题。

从1997年到1999年约80万现金去向不明，100万元收入未入公账却买了三辆新车，有人吃回扣，领导从演出费里拿提成，连给困难职工盖的房子都被领导班子超额侵吞。
 
白纸黑字，实名举报，收信人是东方歌舞团领导班子和全体党员，随后这封信被记者偶然发现，李谷一揭露东方歌舞团腐败内幕瞬间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焦点。
 
被点名的那个人，是时任团长田玉斌。
 
这位男中音歌唱家1996年从中央乐团调过来当团长，在东方歌舞团经营了几年，根基颇深。
 
举报信一出，他的反应极其迅速，公开反击说李谷一捏造事实无理取闹，放话出去：她就是想挤走我，自己当团长。
 
他还搬出三讲测评的事，说李谷一先在团领导层未获通过，后来150多名职工投票仍以微弱差额落选，个人目的没达到，才选择这种愚蠢的做法。
 
流言像刀子一样飞向李谷一。
 
有人说她是野心家阴谋家，要求法院以诽谤罪判她有期徒刑。
 
更瘆人的是，深夜里只要电话铃一响，听筒那头就是阴森森的威胁，叫她小心自己的命。
 
有一年多时间，她每晚只能睡三个多小时，身体垮到头顶秃了一块，家人不得不一度隐藏住处。
 
她刚做完胆囊摘除手术，身体虚弱到极点，偏偏要面对精神上的围追堵截。
 
可她一遍遍告诉女儿，我问心无愧，更不怕查。
 
面对劝她何必跟实权派硬碰硬的声音，她的回答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责任。
 
在东方歌舞团内部，田玉斌也没闲着。
 
哪个员工跟李谷一对着干，他就跟哪个员工亲近，一心想把李谷一挤走。
 
办公室不给她派车，会议不通知她，演出安排被搁到一边，她被彻底孤立了。
 
2000年9月，文化部纪检部门进驻东方歌舞团检查。
 
田玉斌事后对媒体称，账目一条条查过了，对得上账，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文化部还就此事对李谷一进行了批评。
 
但风波已经压不下去。
 
为了平息内部纷争、避免更大消耗，李谷一主动申请调离东方歌舞团，转到中央民族乐团任艺术指导，田玉斌也同期调离，到届轮岗平级调动，出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
 
表面上看，两人似乎各退一步，谁也没受处分。
 
不过真相并没有完全被掩盖。
 
2002年5月，新任团长田军利面对媒体直言，经过文化部的调查，李谷一同志反映的问题有的存在有的不存在，现在已经解决了。
 
这句话分量很重，它等于承认了李谷一举报的八条里，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实打实存在的。
 
田玉斌走后，2015年7月因肺癌在北京离世，享年71岁。
 
而那场风波留给李谷一的，是此后一连数年经常做的噩梦。
 
这场较量里最珍贵的，不是李谷一有没有真的把贪污官员挑下马来，事实上田玉斌是平级调走，并未因腐败被法办，所谓挑下马更多是民间情绪的宣泄。
 
真正了不起的，是她作为一个早已功成名就、歌坛女王级别的艺术家，愿意用自己后半程的事业声誉为赌注，把体制内那本糊涂账摊到阳光底下。
 
她本可以明哲保身，继续当她的副团长、继续登台唱《乡恋》，可她偏不。
 
她选择把录音带交给纪委和媒体，把恐吓信收好当作证据，哪怕被孤立、被威胁、被调去一个相对虚职的岗位，也不松口。
 
更值得说的是，李谷一这件事发生在2000年，那是一个互联网刚刚萌芽、舆论监督远不如今天发达的年代。
 
一个文艺界名人，敢实名举报本单位一把手，而且是通过公开信的方式把盖子掀了，这需要的不只是勇气，更是一种近乎天真的信念感。
 
她相信组织、相信纪律、相信自己脚下站的那片土地。
 
这种天真，恰恰是今天很多人已经丢失的东西。
 
二十多年过去，东方歌舞团的那场风波渐渐被遗忘，可它留下的叩问依然新鲜，当一个系统内部出现问题，是谁来揭盖子？是等着上面发现，还是有人愿意第一个站出来？

李谷一用她那一头过早花白的头发告诉我们，实名举报从来不是野心家的游戏，而是老实人的孤勇。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不该只把它当成一个八卦来消费，而该想一想，如果换作是我们，在那个深夜电话响起的时候，还敢不敢说一句我问心无愧。
 
时代会记住2000年夏天那封公开信，不是因为它扳倒了谁，而是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哪怕在一个看似铁板一块的体系里，只要还有一个李谷一不肯闭嘴，光就能透进来。
 
主要信源：（新浪娱乐——东方歌舞团领导班子有回应：我们尊重文化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