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地下党刘彩凤被捕，县长见她长得漂亮，就动了歪心思，支开看守，单独对刘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你肯做我的小老婆，我马上放你出去，保你一生吃穿不愁、荣华富贵。”

1941年陕西勉县的监狱里，发生了一件让国民党县长颜面扫地的事，时任县长王慕曾支开所有看守，独自站在女囚刘彩凤面前，摆出一副施舍的口气：“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你肯做我的小老婆，我马上放你出去，保你一辈子吃穿不愁、荣华富贵。”

王慕曾本以为眼前这个21岁的姑娘，在牢狱和死亡的威胁下会乖乖低头，可话音还没落，“啪”的一声脆响，他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

敢在监狱里当众掌掴县长的刘彩凤，并不是什么走投无路的穷苦人家孩子，她是勉县当地有名的富家千金，家里有房有地，从小锦衣玉食，是实打实的“大小姐”。

按当时的世道，像刘彩凤这样的出身，最好的出路就是听父母安排，嫁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可刘彩凤偏不，她从小性子就烈，敢跟封建礼教对着干，不仅直接拒绝了家里包办的婚事，还在读书的时候一头扎进了抗日救亡的浪潮里。

1935年，15岁的刘彩凤考上汉中女子师范，那时候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校园里到处都是进步青年的呐喊，她跟着同学们上街贴标语、演《放下你的鞭子》这样的活报剧、唱《大刀进行曲》，还牵头组织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走到乡下给老百姓讲抗日的道理。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刘彩凤接触到了共产党的思想，明白了只有全民族团结起来，才能真正救中国。

1938年，18岁的刘彩凤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成了当地青年运动的骨干，她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为了保护和培养她，组织上安排她前往延安抗大学习。

从陕南小城到革命圣地，刘彩凤的眼界彻底打开，后来又进入女子大学深造，信仰变得愈发坚定，本可以留在相对安全的延安工作，可她主动请缨，1940年春天化名回到汉中，以教师身份做掩护，干起了危险的地下工作。

那时候汉中的特务眼线遍地都是，刘彩凤的行动一直小心翼翼，可1941年年初，家里传来父亲病逝的消息，自古忠孝难两全，她冒着巨大风险赶回老家奔丧，没想到特务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她刚到家第二天就被逮捕了。

被捕时刘彩凤异常冷静，她悄悄叮嘱母亲，绝对不要去给敌人磕头求情，也别让亲戚朋友来探监免得被牵连暴露，她心里清楚落到这群人手里，自己大概率是走不出这道牢门了。

果然王慕曾先是派人劝降，许给刘彩凤高官厚禄，被她一口回绝，见软的不行，就有了开头逼婚的戏码，结果挨了狠狠一巴掌，被当众打脸的王慕曾恼羞成怒，当场下令动刑，皮鞭抽、老虎凳、烧红的烙铁，各种酷刑轮番往她身上招呼。

刘彩凤被打得遍体鳞伤好几次昏死过去，可自始至终她没吐露半个党组织的秘密，没说过一句求饶的话，敌人逼她供出同伙名单，她抬起满是血污的脸，眼神亮得吓人：“我就是共产党员，你们杀得了我一个，杀不完所有的共产党人。”

软的硬的都不管用，王慕曾终于起了杀心，1941年4月4日深夜特务们把奄奄一息的刘彩凤押到勉县城北何家营的麦田里，那里早就挖好了深坑。

临死前敌人还不死心，最后一次劝刘彩凤认错，她只是挺直腰杆，在漆黑的夜里唱起了《国际歌》，歌声越来越响，特务们慌了神，慌忙把她推下深坑，一锹锹泥土不断往下落，直到泥土没过胸口，她都没有低头，没有流泪，没有求饶，那一年刘彩凤才21岁。

刘彩凤生在富裕家庭，本来可以躺在舒适圈里安稳度日，不用逃荒、不用躲债，甚至不用为生计发愁，可她偏偏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选了一条随时会掉脑袋的路，支撑她的从来不是生存压力，而是“想让所有中国人都过上好日子”的信念，这种主动跳出舒适圈的信仰，比绝境中的反抗更有力量。

而那个威逼利诱的县长王慕曾，恰恰是当时国民党地方政权的一个缩影。抗战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前方将士在流血牺牲，后方的这些官员却忙着搜刮民脂民膏、迫害进步青年，甚至连女囚犯都不放过，这样的政权从根上就烂透了，失去民心不过是早晚的事，解放后作恶多端的王慕曾在上海被抓获，最终被执行枪决，也算告慰了烈士的英灵。

如今的勉县定军山陵园里，立着刘彩凤烈士的墓碑，每年都有人前去祭拜，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她的名字，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记得每一个为它拼过命的人，那些在黑暗里举着火把往前走的年轻人，永远不该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