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军阀内卷有多疯狂？养牙兵防部下，建院兵防牙兵，最后只能依靠义儿军保命！

天祐三年，906年，魏州城里正在准备一场针对自己人的屠杀。
天雄军节度使罗绍威没有调动魏博本镇军队去抓牙兵。他先设法损坏牙兵储存在军械库里的弓甲，又把朱全忠派来的千名士兵悄悄引入城中，再加上自己掌握的奴客，一起向牙兵下手。等杀戮结束，史书留下了“八千家”这个数字，连家属也卷了进去。

这件事最刺眼的地方，不是罗绍威杀得狠，而是他身为魏博最高军政长官，居然不敢依靠自己的军队解决自己的亲军。他必须借外镇士兵进城，才敢动刀。

而这支让节度使寝食难安的牙兵，当初恰恰就是节度使自己养起来保护自己的。
唐代宗以后，魏博长期处在强藩控制之下。

田承嗣为了把军权握紧，从六州挑选骁勇五千人组成牙军，给他们丰厚待遇，安置在节度使周围。

普通镇兵人数虽多，真正靠得住的刀，却是这几千人。
逻辑很简单。节度使辖区大、部将多，一旦下面有人不服，身边没有一支绝对听命的精锐，军令出了牙门都未必算数。牙兵因此既负责打仗，也保护军府，必要时还能镇住其他将领和士卒。

麻烦藏在时间里。
牙兵常年集中在军府，待遇高，关系紧，父子相继，逐渐形成一个有自己利益的军事集团。他们知道节度使府库在哪里，也知道城门由谁把守，更清楚主帅身边究竟有多少人。

一个节度使能靠他们压住几万镇兵，他们同样可以凭这份力量换掉节度使。

魏博后来不断出现军人驱逐、拥立主帅的事情。谁来做节度使，不再完全由朝廷决定，也未必由节度使家族自己说了算，牙兵开始有了发言权。

保护主帅的刀，渐渐架到了主帅脖子上。
军阀只能继续加码。
既然牙兵已经抱成一团，那就在牙兵之外另养一批更贴身的人。唐末各镇叫法不完全一样，有后院兵、后楼兵、中军、亲兵，也有人直接招募亡命之徒放在身边。所谓“院兵”，更接近这一类贴近节帅宅院、承担宿卫和制衡任务的私人武装，并不是各镇统一设置的一种正式兵种。

乐从训就养过五百名“子将”。人刚聚起来，旧牙兵便开始疑惧。

这其实很容易理解。主帅突然弄来五百个亡命之徒，待遇不错，又天天守在身边，牙兵看到的不会只是多了五百个同僚。他们更会担心，哪天关上府门，这批人是不是专门来收拾自己的。

军阀越加强自己的安全，旧部越觉得自己的安全正在减少。
镇海节度使周宝把这层矛盾推得更远。他另养一千后楼兵，给的待遇比普通军士更厚，本来就是给自己留的一层保险。

887年，镇海军发生兵变。周宝跑到芙蓉门，急着召集后楼兵护卫。
门还在那里，兵也在那里。

可后楼兵也反了。
周宝花钱养出的第二层护卫，并没有替他挡住第一层危险，反而成了危险的一部分。兵养得越精锐，离主帅越近，一旦翻脸，下手也越方便。

罗绍威面对魏博牙兵时，干脆不再赌忠诚。他借朱全忠的兵，一次性清除这个盘踞多年的集团。可牙兵倒下后，魏博其他军士又因恐惧发生骚动。他们看到的并不是军府终于安定，而是另一件更实际的事情：连最强的牙兵都可以整批被杀，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

杀人能够消灭一支军队，消灭不了军营里的猜疑。
河东李克用走了另一条路。
他的集团里聚集着大量勇将，其中一些被收为义子，赐李姓，以父子名分重新组织主从关系。《新五代史》中直接留下“义儿军”的称呼，也有将领担任“义儿军使”。

这比单纯提高军饷又进了一层。
牙兵靠待遇连接主帅，后院亲兵靠距离连接主帅，义儿集团则把军中关系拉进家门。一个将领接受赐姓，被纳入李克用的父子秩序，他的地位、荣誉和前程都会更加紧密地系在河东集团上。

危急时刻，这种关系确实能发挥力量。
朱梁军队压向太原时，河东一度十分危险。李嗣昭坚决主张守城，又不断率兵出战，是稳住局面的重要将领。对李克用而言，这类既有长期私人关系、又能领兵死战的人，比一支动辄推举新主的牙兵可靠得多。

可李克用仍然没找到一劳永逸的办法。
李存孝同样骁勇，同样被纳入义子体系，战功甚至极为显赫，后来却还是因为军中权位和猜忌与李克用决裂，最终反叛。

父子名分可以把军人拉得更近，却无法取消军功、职位和地盘带来的冲突。
这才是唐末到五代军阀真正可怕的“内卷”。他们并非不知道亲军会坐大，恰恰因为知道，才不停再造一层更亲近的武装。牙兵压普通军士，新的亲兵盯住牙兵，拟制父子又把忠诚进一步私人化。每往里缩一层，短期控制力都会变强，可掌握核心武力的人也越来越接近权力中心。
到了五代，这个麻烦从节度使牙门一路进了皇宫。
926年，后唐庄宗李存勖在洛阳遭遇兴教门之变。发动兵变的郭从谦正是禁军将领。李存勖亲自率身边军士抵抗，旧将却不断离散，他最终中箭身亡。
当年李克用在太原拼命经营的军事集团，已经打下后唐江山。

可李存勖坐进皇宫以后，仍旧没能回答父辈留下的那个难题：天子身边最能保护他的那群人，若有一天把刀转过来，又靠谁挡住他们？

兴教门前，禁军已经杀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