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山西土匪乔日成投降日军后，日军中将竟亲自带着10000多人包围了他，乔日成听说后，把酒碗一摔，说：“跟小鬼子拼了！”
1937年以后，晋北大片地区陷入战乱，日本人兵力有限，又要守铁路、公路、据点和矿区，于是大量扶植伪政权、保甲组织和地方武装。乔日成这种手里有人枪、熟悉乡情的地方人物，正是在这样的夹缝里迅速坐大。
应县所在的雁北，战略位置并不普通。往北是大同，向西可以联系绥远，向南又接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活动区域。日军想把这里牢牢抓住，就不能只守几个县城。乡村里的粮食、人口、道路和情报同样要控制。因此，谁能替日本人看住村镇，谁就暂时有利用价值，这也给一些地方武装留下了钻空子的机会。
乔日成恰好很懂这种乱局里的生存办法。他早年就是地方土匪头目，1937年大同沦陷前后脱离监禁，随后返回应县一带重新拉起队伍。他既没有正规军队的组织体系，也没有稳定的政治立场，靠的是旧关系、枪杆子和地方威望。短短几年间，几十人的队伍逐渐扩张成上千人的地方势力。
日本人为什么容得下这样的人？原因并不复杂：侵略军需要成本低廉的基层代理人。自己派兵下乡，不但占用正规部队，还容易遭到抗日武装袭击；让中国人替他们维持保甲、征粮、侦察和治安，就方便得多。乔日成因此进入日伪控制体系，日军还向其部派驻7名人员进行监视和所谓“指导”。
可乔日成打的算盘和日本人完全不同。他要的是借枪、借钱、借名义扩充自己的队伍，而不是甘心做一个任人摆布的附庸。与此同时，他还同国民党方面保持联系。这个人的底色由此已经很清楚：谁能够暂时给他留下活动空间，他就和谁周旋，但真正要交出部队指挥权，他绝不会轻易答应。
麻烦就出在队伍越养越大以后。日本人可以接受一支替自己办事的地方武装，却无法容忍一个拥有上千兵力、又不完全听命的独立山头。乔日成偏偏还在1940年前后吞并了王国相控制的北乡保甲武装。王国相原本承担着牵制乔部的作用，这一步等于把日军设计好的地方制衡直接掀翻了。
从这一刻起，乔日成在日本人眼里已经不是“有点难管”，而是可能失控。侵略者对伪军和地方武装的态度历来如此：需要的时候给枪给粮，不需要的时候马上缴械清洗。那些以为依附侵略军就能保存实力的人，往往忽略了一件事——日本军国主义需要的是奴才，不是拥有独立武装和个人算盘的盟友。
1941年2月，清算来了。较早史料记载，日军方面调集约8000余名日军，又拼凑约6000名伪蒙军，总兵力达到约1.4万人，同时投入飞机和重武器，从多个方向压向乔日成控制的新堡一带。用这样的阵势围剿一个地方武装，恰恰说明乔部此前的扩张已经触碰到了日军占领体系的底线。
新堡一战打得非常凶。乔部依靠多年经营的防御工事抵抗，日军则利用兵力和火力优势持续攻击。有关材料记载，日军动用了飞机、火炮等装备。战斗持续到黄昏，乔部仍未完全崩溃。单从军事层面看，一支地方武装能够在如此悬殊的条件下坚持一天，确实不是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
但战争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敢拼命，就自动替他修改过去。乔日成这一战抗击的是侵华日军，这一点应该承认；此前接受日伪体系身份、借助日本人发展私人武装，同样不能删除。
更沉重的代价落在普通百姓身上。相关资料记载，日军攻入新堡、乔堡等村庄后进行了残酷报复，大量平民遇害，房屋遭焚毁。部分史料记载死亡人数达到1650余人、被烧房屋850余间。今天谈这场战斗，如果只盯着乔日成如何突围，却把这些遇难百姓放到角落里，那就把真正的历史重心弄错了。
夜幕降临以后，乔部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据相关材料记载，原本约1500名参与守卫的人员中，大量人员伤亡，剩余还能行动者只有数百人。乔日成没有继续死守，而是带领残部趁夜撤离。这次突围保住了他本人，却意味着此前苦心经营的地方势力基本被打掉了骨架。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能看出抗日战争格局的复杂。乔日成残部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附近以后，八路军方面并没有因为他的复杂历史简单拒之门外，而是争取这支尚能抗日的武装，有材料还记载曾向其提供500枚手榴弹等物资。这是民族战争条件下团结可团结力量的现实选择，不等于认可乔日成此前的道路。
乔日成却依旧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山头思维。他没有加入八路军，而是重新搜集散兵，继续维持独立武装。同年秋季，他又遭日伪军围攻，力量进一步瓦解，后来只能带着极少数人员向绥远方向转移。曾经想在各方之间左右逢源的人，折腾几年之后，还是失去了赖以立足的地盘和队伍。
乔日成后来敢向日军开枪，可以记上一笔；可中国抗战真正值得后人敬重的，始终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把枪口坚定对准侵略者、长期坚持抗战的中国军民。侵略者可以暂时利用投机者，却绝不会给投机者真正的尊严和安全，这才是乔日成经历里最冷酷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