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谢兵团司令员：陈赓。
第 9 纵队司令员：秦基伟。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谢兵团的战斗序列。

1947年7月，小河会议前后，中央军委把一项已经准备执行的部署改了。
陈赓、谢富治所率部队原定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直接加强西北战场。新的决定却让他们转向南面，渡过黄河，打进豫西。同时，秦基伟所率太行部队、孔从洲等率领的第38军，也被划入这一方向，统一接受陈赓、谢富治指挥。

后来人们熟悉的“陈谢兵团”或者“陈谢集团”，就是在这个转弯中出现的。

但把名单摆开，很快就会碰到一个反常之处。
陈赓当时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秦基伟的部队随后正式组成第9纵队，他出任纵队司令员。换句话说，陈赓和秦基伟在原有建制中都是纵队一级军事主官。

可进入陈谢集团以后，秦基伟却要接受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
这不是一道简单的军衔高低题。
1947年的陈谢集团，和1949年正式成立的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本来就是两回事。前者没有后来那种固定、完整的兵团建制，中央是为了完成一项战略任务，把第4纵队、第9纵队、第38军以及参加这一方向作战的第22旅等力量临时组合起来。

也就是说，先有任务，再有组合。
这个顺序很关键。
当时陕北战场承受着胡宗南集团的压力。把陈赓所率数万兵力送进陕北，能够直接增加兵力，却也会把粮食、运输和供应压力一同带进去。与此同时，刘邓大军已经渡过黄河，中原方向的战局开始松动。

中央于是换了一种用兵办法。

陈谢部不去和西北野战军挤在同一片战场，而是从晋南强渡黄河，向豫西展开，逼近陇海铁路和潼关方向。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就是从胡宗南集团的侧后方制造压力，迫使对方重新调配兵力。

几万人的部队，没有直接送到最吃紧的地方，却被放到了可能牵动敌军的位置上。

这才是陈谢集团成立的现实背景。
问题随之而来。第4纵队是陈赓长期指挥的主力，第9纵队在1947年8月才正式组成，第38军又有起义部队的来源。这几支部队历史不同，基础不同，原来的组织关系也不同。若先打散、再重新建立一套完整兵团机关，时间根本不划算。

于是，原有建制基本保留，作战关系另外搭起来。
秦基伟后来回忆，陈谢集团没有另建一套完整的专门指挥机关，而是建立前委，陈赓任书记，谢富治任副书记，依托原有指挥机构统一领导集团的军政行动。
这一安排解决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既不把几个成熟单位拆散，又能让它们在同一个战略意图下行动。

所谓“陈赓指挥秦基伟”，准确地说，并不是第4纵队变成了第9纵队的上级机关。第9纵队仍然保持自己的纵队建制，秦基伟仍然是纵队司令员，只是在陈谢集团承担任务期间，中央赋予陈赓、谢富治一层跨建制的统一指挥权。

秦基伟本人也专门回忆过这一点。他认为自己虽然与陈赓同为纵队首长，但接受陈谢指挥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这只能代表秦基伟本人的态度，却足以说明当时军队内部并没有把“正式职务相近”机械理解成“谁也不能指挥谁”。

战场很快检验了这种关系有没有用。
1947年8月下旬，各部南渡黄河以后，并没有组成一支密不透风的大纵队，一路向前推。第4纵队、第38军和第22旅向陕县、灵宝等方向发展，秦基伟所部则承担其他方向的牵制和配合。

部队分开了，集团却没有散。
这一点比名单里有多少后来成为名将的人更值得注意。陈谢集团的统一，不在于所有部队永远走同一条路，而在于拆开以后仍然围绕同一个目标运动。

谁负责突进，谁负责牵制，谁向哪个方向展开，可以随战场情况调整。
如果1947年一定要先建立完整的正规兵团机关，再统一番号、重新理顺所有隶属关系，这种机动反而可能被组织程序拖慢。

陈谢集团进入豫西后，影响很快传到另一片战场。部队向潼关、西安方向形成压力，胡宗南不得不调整部署，把部分力量转向南面。

西北野战军所承受的压力随之发生变化，也获得了更大的机动作战空间。


1947年的战略进攻是几路力量同时动作。刘邓大军挺进中原，陈粟部队在另一方向展开，西北野战军也在寻找反攻机会。陈谢集团能牵动胡宗南，依靠的是整个战局已经出现联动。少了其他方向的压力，单靠陈赓一部很难制造同样的效果。

反过来看，也不能因为它只是整个战略中的一环，就低估这支集团本身的特殊性。
它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不是后来出了陈赓、秦基伟这些名将，而是中央在1947年已经能够把不同来源、不同建制的部队临时组合起来，让一个纵队司令员获得跨纵队指挥权，并且无需先造出一个庞大的新机关。

任务结束，关系可以调整。任务需要，新的上下级关系又可以迅速建立。

两年以后，这种临时状态终于被正规建制取代。
1949年2月，第二野战军统一整编，第4兵团正式成立，陈赓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秦基伟的第9纵队则改编为第15军，他担任军长。此时再说“陈赓兵团”，含义已经和1947年不同，兵团下面有明确的军，组织层级也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