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潜回国后想当全国政协副主席，毛主席摆出三条硬核理由拒绝：不是不给，是给的官太小了配不上他
真正让程潜意外的，并不是自己没有得到一个位置，而是中央给他的安排，比他原先设想的分量还重。
1949年秋天，67岁的程潜来到北平。此时距离湖南和平解放不过一个多月，新中国成立也进入倒计时。各方面代表云集北平，新的国家机构怎么组成，哪些人放在哪个岗位上，每一项安排都很受关注。
程潜自然也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他的特殊之处，在于身份很难用“起义将领”四个字简单概括。早在1905年，他就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参加军事行动。后来经历护国、北伐、抗战，到1949年时，已经在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上走了四十多年。
不少人开始参加革命活动的时候，程潜已经是军中有名的人物。这个资历，决定了对他的安排不能只看1949年这一件事。
更关键的是，他刚刚在湖南做出一个影响很大的选择。
1949年春，解放军渡江以后继续南下，湖南已经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程潜通过章士钊等人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希望湖南能够避免大规模战争。几个月里，各方面一直在为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奔走。
到了7月，解放军不断向长沙逼近，形势越来越清楚。但当时湖南并不是没有仗可打。白崇禧集团仍在南方部署力量，陈明仁手里也掌握着部队。如果长沙真打成一场攻防战，城市和百姓都难免受到损失。
8月1日，程潜先以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
三天后，事情真正落地。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37名军政人员公开通电起义。8月5日晚，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长沙没有经历一场大规模城市争夺战便实现和平解放。
这件事给程潜增加的，不只是一个“有功”的评价。
湖南地处华中与华南之间，交通位置十分重要。长沙顺利完成政权转换以后，既减少了城市破坏，也给解放军继续向南推进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大批原有军政人员如何安置、地方秩序怎样恢复，也都需要有人协调。
一个多月后的9月9日，程潜抵达北平。
他的到来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早在几天前，毛主席就专门对程潜北上的行程作出安排。到了北平以后，程潜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也进入了新中国人事安排的重要名单。
围绕程潜究竟该干什么，当时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
中央研究让程潜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时，毛主席曾谈到，程潜是“老前辈”。在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程潜就已经投身革命。甚至把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这样的重要职务交给他，毛主席还觉得有些“屈就”。
这句话一下就把问题说透了。
程潜需要的不是一个听起来体面的头衔，而是一个能够与他的资历、贡献和实际作用相匹配的位置。
把整个过程放在一起看，中央当时对程潜的考虑，其实绕不开三个方面。
一头是他的老资格。程潜不是1949年才进入政治舞台的人，从辛亥革命算起，他的经历横跨数十年。对这样的人物，如果只按普通起义人员安排，很难与他的历史地位相称。
另一头，是湖南和平起义的分量。
这场起义并不是等一切结束以后再作表态，而是在南方战事仍在继续时作出的选择。程潜和陈明仁的行动，让长沙少经历一次战火，也帮助湖南较快完成局势转换。中央考虑他的工作，自然不会只把这段经历当成普通履历。
还有一点更实际：新中国刚刚成立，缺的不是坐在会场里挂名的人，而是能够处理复杂事务的人。
程潜熟悉湖南，对当地军政情况、人事关系和社会状况都很了解。在旧秩序向新秩序转换的时候，这种经验十分难得。让他继续参与湖南和中南地区的工作，比单纯给一个礼仪性质较强的头衔更能发挥作用。
后面的任职，也把这种考虑体现得很清楚。
1949年10月1日，程潜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又任命他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一同担任这一职务。
随后，他还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并长期主持湖南省政府工作。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
程潜原本关心的是自己在新政协和新国家中处在什么位置，而最终得到的安排却跨过了单一的政协职务：中央有职务，军事机构有职务，中南地区有责任，湖南地方也有实实在在的工作。
后来，程潜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程潜这段经历最值得回味的地方，也正在这里。评价一个人的安排是否受到重视，不能只看某个头衔听起来高不高，还要看他究竟承担了什么工作。程潜后来同时进入中央、军事机构和地方政权的重要岗位，本身已经说明了他的分量。对一个从辛亥革命一路走到新中国成立的老资格人物，真正的尊重并不是让他坐在那里享受名位，而是承认他的历史贡献，同时继续让他的经验发挥作用。这样的安排，既照顾了资历，也没有脱离当时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