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青海牧民黄永和得知西宁解放，立刻起身前往湟中，一把抓住县委书记的胳膊：大别山、红军、副营长、找队伍！

1949年秋天，西宁解放的消息传到青海德令哈草原时，黄永和正在放羊。这个沉默了十多年的牧民突然扔下羊鞭，揣上家里最后一个青稞饼，转身往湟中赶。

他要找的不是亲戚，也不是一份差事，而是失散了12年的队伍。

黄永和走了一个多月。一路讨饭、露宿，衣服磨得破破烂烂，汉语也因为多年使用蒙古语而变得生疏。到了湟中群众大会，他挤到县委书记尚志田面前，一把抓住对方的胳膊，急得脸通红，只能断断续续说出几个词：

“大别山、红军、副营长、找队伍！”

警卫员起初还想拦住这个衣衫褴褛的牧民。尚志田却发现，他眼神不对，那不是普通百姓见到干部时的拘谨，而像一个走了很远、终于找到组织的人。

黄永和从怀里摸出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张保存了12年的旧党员证，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边角像干树叶一样碎裂；旁边还藏着一块褪色的红布。那张证件，他从来不敢放进包里，而是用油布包好，贴身带着。

夏天受潮，他就趁晾晒皮子时偷偷拿出来透气；冬天怕纸张冻裂，睡觉时也用手捂着。有一次牧主搜身，他急中生智，把证件塞进骆驼粪堆里，等人走后再挖出来。擦干净时，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挨打，而是那几个字被水汽泡没了。

尚志田接过党员证，手指微微发颤。他看着这个满脸风霜的汉子，轻声说：“同志，你受苦了。”

就这一句话，黄永和再也撑不住了。12年来，鞭子抽在身上，他没在人前掉过泪；这次却像个孩子一样肩膀发抖。会场安静下来，刚才还在围观的群众也不说话了。

干部搬来凳子，给他端上热水。黄永和捧着碗，断断续续讲起祁连山的大雪、山洞里的饥饿，还有自己在草原上藏证件的日子。尚志田让文书把时间、部队番号、长官姓名一一记下，又马上查找西路军名册并向上级报告。

很快，身份核实清楚：黄永和原名廖永和，安徽金寨人，1916年出生，曾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

他13岁参加儿童团，15岁加入红军，18岁入党，从传令兵一步步走上战场。1937年，西路军在倪家营子遭到马家军重兵围攻，廖永和右腿中弹，简单包扎后仍拄着木棍指挥战斗。

部队突围进入祁连山后，大雪封路，粮弹断绝。他和11名掉队战友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环境里苦撑，啃废弃的牛羊骨头，吃从马匪尸体旁找到的炒面，在岩洞中熬了46天。

后来队伍到了青海天峻，又遭遇土匪伏击。廖永和左膝再次中弹，双腿几乎彻底失去行动能力。为了不拖累战友，他曾让大家找块石头把自己砸死。战友胡传基不肯，硬是留下照料他。

一位蒙古族老阿妈进山拾牛粪时发现了他们。她看到廖永和腿上利落的军医包扎手法，认定这些人不是坏人，送来青稞面和盐，救了他一命。胡传基见副营长有了活路，才含泪离开去寻找大部队，之后再无消息。

伤势稍好后，廖永和成了残疾人。为了活下去，他改名黄永和，留在德令哈草原，做了牧主家的奴隶。最苦的重活由他来干，饭却常常吃不饱，逃跑被抓回后还要挨打。他后来娶了蒙古族妻子格能，蒙古语说得比汉语还流利，表面上已经成了草原上的普通牧民。

可那张党员证和那块旧红布，他一直贴身保管。身份可以隐藏，记忆却藏不住。

确认身份后，组织恢复了廖永和的党籍和军人身份。有人问他，是回安徽老家，还是继续留在青海。他想了想，选择留下：“草原住了12年，已经习惯了。这里刚解放，也需要人。”

他被分配到德令哈担任区长。任命下来那天，他骑着骆驼回家。妻子格能远远看见他，赶紧跑来牵住缰绳。黄永和没解释太多，只把那张盖着红印的任命书递给她。

格能不识汉字，却认得纸上的五角星。她看了很久，冲丈夫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流到了嘴角。

往后的日子里，廖永和带着牧民修水渠、分草场、办小学。他懂放牧，也会鞣皮，蒙古话讲得流利，乡亲们愿意听他的安排。1950年3月，他重新入党，那个迟到了12年的归队愿望，终于落到了现实里。

1953年，他回过一趟安徽金寨。老家房屋塌了一半，亲人也所剩无几。村口有人认出他，喊了一声“廖营长”，他愣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点头。乡里想留他，他却说青海那边还有事情没办完，随后又回到了草原。

他一直工作到退休。晚年常坐在帐篷外看远山，孙子问他，当年那么苦，究竟靠什么撑过来。他沉默很久，只说：“人活着，总得有个念想。”

1995年冬天，黄永和去世。遗物中有一个小铁盒，里面放着两张党员证，一张崭新，一张破旧。那张旧证仍被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碎裂的边角还用浆糊细细粘过。

12年风雪没有冲淡一个人的信仰，反而把它磨得更硬。对廖永和来说，所谓归队，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再苦也要走下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