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时代“五七干校”到底啥样子？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

此前，毛主席已在有关上批示，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一所设在黑龙江柳河的干部劳动点，就这样越过省界，成了全国效仿的样板。

后来人说起“五七干校”，常想到干部扛锄头、住集体宿舍，白天劳动、晚上学习。

这个印象不算错，却很容易把它看窄。它最特殊的地方，是同一块牌子下面装进了几件性质不同的事：劳动、政治学习、人员安置、组织审查，后来有些地方还承担干部轮训。

于是，同样叫“五七干校”，不同人的记忆会差得很远。

这套做法并不是1966年5月7日那封信直接规定出来的。

毛主席当时谈的是“大学校”设想，军队除打仗之外，还可以学政治、军事、文化，也参加生产和群众工作；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以本业为主，兼顾劳动和学习。
这里已有干部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的思路，却还没有后来集中下放干部的具体制度。

两年后，条件变了。

1968年，各级革命委员会陆续建立，“斗、批、改”向机关内部推进，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也进入实际工作。原有机关被压缩，有的单位撤并，有的人员等待重新安排，还有干部处在审查和处理之中。

问题也从“干部该不该劳动”，变成这些人往哪里去、怎样重新组织。

柳河恰好提供了一种现成办法：把干部集中起来，到农村参加生产，同时接受学习和统一管理。

毛主席的批示把这种地方经验推向全国。

1968年秋以后，各地机关纷纷办校，“五七干校”开始承担现实中的人员重新配置。

白银一所地方“五七干校”的记录很能说明它怎样运转。
158名学员中，一部分留校劳动，一部分下到生产队插队，后来还实行轮换。他们要种地、开荒，也要参加政治学习、“斗、批、改”、整党和清查，一年内举行过大量批判会。锄头只是日常的一部分，政治教育和干部处理也同时进入干校生活。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后来回忆干校，最深的是农活，是第一次真正接触农村；另一些人记住的却是批判、审查，以及长期离开原岗位。

两种记忆未必互相推翻，因为他们进入干校时的身份、本单位的做法和所处年份，本来就不一样。

到1971年前后，中央机关已经办起106所“五七干校”，涉及干部、工勤人员、知识青年和家属共13.5万人。规模到了这个程度，它已不再是几处象征性的劳动点。它接住了机关精简后的一部分人员，也把不少人从原有岗位抽离出来。

这套安排解决了机关缩编后的人员去向和管理问题，在职干部也可分批下去劳动。

代价同样具体。教师离开课堂，科研人员离开研究所，文化工作者离开原有业务，有些人一去就是几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些人员1969年以后在河南干校生活多年，亲历者后来明确提到，那段经历使专业学习受到严重影响。

因此，把“五七干校”只说成“劳动锻炼”，会漏掉它在“文革”政治秩序中的审查和安置功能；把它一概说成“牛棚”，又会把不同人员、不同阶段混成一团。

被审查干部、普通下放干部、在职轮训人员处境可能完全不同。

1971年以后，它的功能开始变化。

部分老干部恢复工作，一些下放人员陆续回城，有的干校撤并，有的继续保留。1973年中共十大报告仍提出“办好五七干校”，说明它并未突然消失。到1975年前后，国家计委西华干校等单位已出现半年或一年的干部轮训，长期下放和固定期限培训开始并存。

这也说明，五七干校并非从头到尾一个样。

1968年最需要解决的是干部下放和集中管理，后来随着人员回流、组织恢复，它的一部分功能逐渐失去必要性，劳动教育和干部培训则继续保留。

直到1979年2月，国务院才正式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和军队系统停办“五七”干校。

通知还专门安排留下的土地、房屋、设备和人员，有的改办技工学校，有的转成干部培训场所，有的继续用于农副业生产。

再回看1968年柳河那块牌子，事情就清楚了。
它最初提供的是一个把干部送到劳动现场重新组织起来的办法，后来却不断装进更多任务。

有人在那里种田，有人接受审查，有人中断专业几年，也有人后来只是按期轮训。

1979年牌子摘下时，田地还在，房屋还在，农机具也还在。

有人回到机关，有人重返学校和研究所，有的场地换了名字继续使用。
那些彼此矛盾的回忆之所以都能找到事实落点，恰恰因为当年同一个“五七干校”名称，曾经承载过并不完全相同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