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马寅初向毛主席建议实行计划生育，毛主席强烈反对，否决了他的建议，并提出一个令世人敬佩的观点！
 
 
1958年开春，北京城里的风还带着寒意，76岁的马寅初夹着一摞厚厚的调查材料走进中南海。
 
 
这位北大校长花了三年时间跑了浙江、江西、陕西不少农村，笔记本上记满了数字。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中国有6亿人。
 
 
马寅初算了笔账，人口每年净增比率超过千分之二十，照这速度，15年后就是8亿，50年后得奔15亿。
 
 
他在浙江乡下亲眼见过，兄弟几个分家，地块越切越碎，产出就那么多，人却年年增加。
 
 
城里工厂一年到头吸纳的新工人满打满算100万，农村每年往外冒的壮劳力远不止这个数。
 
 
马寅初早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学经济，习惯用数字说话，一个工人效率顶50个农民，放任人口疯长，工业化步子迈不动。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核心建议是每对夫妇最多生两个孩子，超生的征税。
 
 
其实这想法不是头回提，那年早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主席的面说过“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还喊了句“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
 
 
那次会上毛主席当场表态赞赏，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这一条马老讲得好”，还提出政府该设个专门管这事的部门。
 
 
马寅初听了高兴，回去加紧改稿，文章这才登了出来。
 
 
但1957年11月毛主席第二次访苏，赫鲁晓夫喊出十五年超美国，毛主席当场表态十五年超英国。回国后整个国家转向“大跃进”，逻辑变成人多好办事，工厂要人，农田要人，修水库炼钢铁都要人。
 
 
在这种气氛下谈节制生育，就像往烧旺的炉子里泼凉水。
 
 
1958年1月2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调子变了，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
 
 
北戴河会议又讲类似的话，还跟周恩来通过气，“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了一是人多好办事，二是人多热气旺”。他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风向一转，马寅初日子就不好过了。
 
 
1958年5月4日北大校庆，陈伯达点名要他作检讨。
 
 
7月1日，康生跑到北大作报告，问“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此后批判文章雪片般涌来，据后来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全国主要报刊就发了200多篇。
 
 
北大校园里，大字报从燕南园63号马寅初住处过道贴到卧室床头。
 
 
马寅初没低头。快八十的人公开表态：“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
 
 
1959年夏天周总理专门找他谈，两人是老交情。周总理说：“马老，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一向尊为师长。这次就应我个请求，写份深刻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
 
 
马寅初答了九个字：“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后来他写了《重述我的请求》，里面有句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
 
 
1960年1月4日，马寅初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而“大跃进”带来的粮食问题开始显现，人口增长却刹不住。
 
 
1962年和196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达到26.99‰和33.33‰，后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
 
 
从1957年到1979年，全国人口从6.45亿增至9.75亿。后来有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
 
 
但这笔账不能算得那么简单，毛主席并非从头到尾都反对控制人口。
 
 
1956年10月他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就提过“计划生育”四个字，说夫妇该订家庭计划，生孩子数量要跟国家五年计划配合。
 
 
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也说过“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1974年底还在国家计委报告上批过“人口非控制不可”。
 
 
他1958年前后的态度转变，跟当时国家整体发展思路有关。
 
 
刚打完仗没几年，土地撂荒，工厂缺人，一个农业国最缺劳动力。在这种背景下，“人手论”压过“人口论”有它的现实逻辑。
 
 
马寅初看到的是长远危机，毛主席面对的是眼前建设需求，两个人是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算账。
 
 
1979年马寅初获得平反，1982年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这位老人活到101岁，晚年亲眼看到自己的主张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