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张闻天同志获准迁居江苏无锡。同年8月，他同妻子刘英及养女来到无锡。青年时期，张闻天来过无锡，对无锡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说到这个“深刻的印象”，得从好多年前讲起。张闻天虽然是上海浦东人，但跟无锡的缘分深得很。1922年之前，二十出头的他就跑来无锡乡下，在朋友须凯家里住了几天。那时候无锡靠着铁路和水路，被人叫做“小上海”。一个年轻人跑到江南小城，湖光山色往眼前一铺，心里就装下了。后来他写长篇小说《旅途》，里面一大半风景描写都借用了无锡城乡的风光，公园、乡村、山水全写进去了。一个作家肯把自己的作品底色交给一座城市，那感情就不只是“来过”这么简单了。

到了1962年，他又来了。那会儿他从外交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到经济研究所做特约研究员。他带着人在苏、沪、浙、湘几个地方调查农村经济，其中一站又落在无锡。这回他不是来逛风景的，是扎到农村里看集市贸易怎么运转。他看到生产数字往下掉、物价往上蹿，心里不踏实。他反复跟人说，要尊重经济规律，经济问题得用经济手段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卡死。后来他写了一份《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呈上去，结果成了后来批判他的“罪证”。一个认真做事的人，碰上个不讲理的时代，能怎么办？也就把那些忧国忧民的心思埋在心里罢了。

再往后就是漫长的颠沛。1969年，他和夫人刘英被送到广东肇庆。那些年他几次写信，想回北京治病，想回上海养老，都没成。1975年4月28日，他又给中央组织部写信，说上海住不成的话，搬到苏州或无锡也行。这回总算有了回音，毛主席批了“可另换一地方居住”。6月9日接到获准通知。8月25日晚上，火车慢慢开进上海站。车门打开，走出一位头发花白、拄着拐杖的老人，穿着水灰色衬衫、深灰色长裤，脚上蹬着圆口布鞋。这个人就是张闻天。专车连夜把他送到无锡，到的时候快半夜了，临时安置在太湖饭店小山2号。一个星期后搬到汤巷45号，一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建造的西班牙式红色小楼。

住进这栋小楼的时候，张闻天已经七十五岁了。房间不大，只有十二平方米，陈设就是简单的五件套。可他跟接待人员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要加入无锡籍，做无锡人了。”这话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听着就像个普通老人终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浪的人，能对一个地方说出“做这里的人”，说明无锡给他的不是临时歇脚的感觉，而是可以安身的踏实。

在无锡那段日子，他过得很有规律。看看书，写写东西，改改以前的文稿。虽然外面正乱着，他还是沉得住气，让人去图书馆借《中国通史简编》《宋论》《续资治通鉴》来读。他那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在无锡又补了十八页。他有做卡片的习惯，在肇庆没有卡片纸，就拿养女的旧练习簿裁成小块用。看到经典著作里有启发的地方就记下来，有什么想法也马上做成卡片存着。他说人的脑子再聪明，记忆力也有限，有些观点过几天就忘了。这话听着朴素，可多少人就缺这股子认真劲儿。

他也出门走走，去过商店、菜场、书店、图书馆，了解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一个老人，身体已经不行了，一只眼睛视力只有零点二，还在想着这个国家的事。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他站在电视机前哭得泪流满面。工作人员怕他情绪激动伤身体，劝他别看，他坚持要看，非要戴上黑纱送别老战友。

到了那年4月，他连续几次发病，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他把刘英叫到床前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又反复交代，死后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当作最后一次党费。刘英眼泪掉下来，说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张闻天坚持要她拿纸写下来、签了字。那张简短的合约上写着：二人生前约定，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

1976年7月1日傍晚，张闻天在无锡因心脏病猝发去世，享年七十六岁。离他搬进汤巷45号那栋小红楼，还差两个月才满一年。

今天再回头看这段往事，我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这辈子走到最后，最在乎的到底是什么？张闻天住进那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子，没有抱怨，没有不甘，安安静静地把该做的事做完，临走前惦记的还是“没能为党工作”，这话搁在今天很多人听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生大起大落，做过党的总负责人，也在庐山会议上因为说了真话被批判。最后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度过晚年。换作别人，心里那口气可能早就泄了。可他没有。

无锡记住了张闻天，汤巷45号那栋小红楼还在。可我觉得，记住的不应该只是一栋楼、一个地名。真正值得记住的，是那种清醒、朴素、认真生活的态度。是一个人在最难的境地里，还能踏踏实实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这种精神，放在哪个时代都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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