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汉奸头子张百奎被执行枪决，行刑人员见民愤很大，故意打偏，围观群众见状，立马上前，用自带的刀子将他“凌迟处死”！

说起这个张百奎，河北巨鹿县上了年纪的老人到现在提起他来还恨得牙痒痒。这家伙1917年出生在巨鹿县东张庄村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不学好，打架骂人横行乡里，人送外号“小歪”。长大以后先是当巡警，后来混进国民党军队当兵，1938年八路军改编县保安队的时候他还当过排长。可这人骨子里就不是什么好鸟，没干多久就带着旧部开了小差。日军一占领巨鹿县城，他膝盖一软就投靠了日本人。

投敌之后的张百奎，那真是把坏事做绝了。为了讨好日本人，他当上了警备队分队长、保安队大队长，后来又升到副联队长。据不完全统计，死在他手上的共产党干部28人、党员7人、抗日战士27人、无辜群众74人。但这还只是有据可查的数字，实际上被他祸害的人远不止这些。巨鹿当地流传着一首歌谣：“巨鹿人民倒了霉，出了个汉奸张百奎，杀人一千八，不分你我他”。他杀人手段极其残忍，活埋、刀砍、烙铁烫、点天灯，什么狠用什么。最让人发指的是1942年，他把一个老太太活活烧死，还把十几个无辜百姓锁在屋里一起烧了。他在街上碰见一个八十岁的老人，问完岁数一刀就把人捅了，还说什么“多亏遇上自己，不然你就成为人精了”。连日本兵都私下骂他是个没人性的畜生。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张百奎没消停几天又钻到国民党那边混了个联防队职位。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畏罪潜逃，为了不让人认出来，甚至用香火把自己的脸烫成了麻子。可那又有什么用？他化成灰巨鹿的老百姓都认得出来。1951年10月，巨鹿县公安机关在上海把他逮住了。

抓捕的消息传回巨鹿，整个县城都炸了锅。老百姓联名上书揭发他的罪行，光是实名控告信就堆了满满一桌子。同年12月29日，巨鹿县召开万人公判大会。那天会场人山人海，连墙头上都站着人。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攥着当年被张百奎砸碎的碗要讨公道，有抱着孩子的妇女哭诉亲人被杀害的经过。审判员宣判死刑的时候，全场沸腾了。

行刑那天更是壮观。操场周围黑压压全是人，大伙憋着一口气要看这个恶魔怎么死。枪响了，人群里刚爆发出一阵欢呼，就有人喊“没打死！他还动呢！”。张百奎躺在地上腿还在抽搐，行刑人员是故意的，就是不想让他死得那么便宜。

这下可炸了锅。那些被张百奎害得家破人亡的人，早就把藏在怀里的小刀攥得发烫。最先冲上去的是李大哥的媳妇，李大哥是当年巨鹿地下抗日小组的负责人，被张百奎抓到乱葬岗用烙铁烫、用皮鞭抽，宁死不屈后被一枪崩了，尸体扔在那儿喂野狗。这个女人这些年一个人拉扯孩子，吃了多少苦，看到张百奎还活着，眼泪一下就下来了，拔出刀子就冲了上去。有人带头，其他人也跟着往上涌，场面一时间完全失控。

说实在的，凌迟这种刑罚1905年就废除了，老百姓这么干确实不合规矩。但你得分什么事、什么人。张百奎当了七八年汉奸，手上沾满了自己同胞的血，那些被他害死的抗日战士、那些被活活烧死的老百姓、那些被扔进乱葬岗的烈士，他们找谁说理去？法律给了他一个枪决，可老百姓觉得不够，枪子儿太便宜他了，一颗子弹几秒钟就完了，可那些被他害死的人，他们的痛苦是几秒钟能抵消的吗？

我不是在鼓吹私刑，更不是在说群众动私刑是对的。我想说的是，当一个社会的法纪刚刚建立、而民间的仇恨又积压到了极点的时候，法律的裁决和民间的情绪之间就会出现巨大的裂缝。张百奎这件事，恰恰就戳在了这条裂缝上。行刑人员那一枪“故意打偏”，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连执行法律的人都觉得，一颗子弹太便宜这个畜生了。围观群众冲上去补刀，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填补法律留下的“遗憾”。

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1951年2月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明确规定了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张百奎被公审、被判死刑，走的确实是法律程序。但法律执行到一半，群众冲上去把剩下的“程序”给走了，这一幕，既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也是那个年代法治不健全的真实写照。

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我想说的是：张百奎死有余辜，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但群众动私刑这件事本身，哪怕对象是个十恶不赦的汉奸，也不值得提倡。法治的进步，恰恰体现在用规则代替情绪、用程序代替冲动。那个年代的老百姓没有错，他们的仇恨是真实的、他们的痛苦是真实的。但一个文明的社会，不能让仇恨来主导正义的实现方式。

张百奎死了，被枪打偏之后又被群众用刀子“补”死了。他的死，是一个时代的句号，也是另一个时代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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