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四年（1059年），宋仁宗任命包拯为三司使（最高财政长官）。这一任命却引来欧阳修的上书反对，上演了北宋政坛一场著名的“君子之争”。

在此之前，包拯连续弹劾罢免了前任三司使张方平与宋祁。欧阳修的反对并非源于私怨——他曾在包拯被贬时大力举荐，称赞其“清节美行”。他的反对出于以下公心考量：

一、“蹊田夺牛”之嫌，关乎名节大防。 这是欧阳修最核心的论点。典故出自《左传》：别人的牛踩了你的田，就把牛夺走，是惩罚过重且有贪利之嫌。欧阳修认为，包拯接连弹劾两任三司使后自己接任，难免让人怀疑其动机是为夺取职位。他在奏疏中写道：“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

二、三司使职重，包拯“学问不深”。 三司使掌管国家财政，须深思熟虑。欧阳修直言包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

三、朝廷用人当以“名节”为先。 欧阳修提出“军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节”。让处于嫌疑之地的包拯任三司使，既损害朝廷体面，也毁坏包拯自身名节。

面对批评，包拯“家居避命，久之乃出”。他未做辩解，而是用出色的政绩回应——改革“科率”为“和市”，减轻百姓负担。这场弹劾无关恩怨，无关人品，而是一场关于制度公允与个人名节的严肃辩论。两位君子用各自的方式，诠释了“和而不同”的士大夫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