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长期旅居美国的特务头子毛森，在生命垂危之时，向他的儿子吐露了心声：渴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到祖国，回到那遥远的家乡再看一眼。

1992年的秋天，旧金山飘着冷雨。

毛森躺在病床上，氧气面罩盖住了大半张脸。

他八十四岁了。

枯瘦的手露在被外，青筋爬在手背上。

这只手曾握过枪，握过能决定他人生死的命令。

如今只能无力搭在床沿，抬不起分毫。

长子毛建光坐在床边，攥着他的手。

毛森嘴唇动了动，反复念叨两个字。

回家。

回江山，再看一眼。

这个念想，在他心里压了快七十年。

1908年，毛森出生在浙江江山乡下。

十七岁那年，他背着包袱走出家门。

身后是江南烟雨里母亲的身影。

身前是乱世烽烟，望不到头的长路。

从江山山野到重庆山城，从上海弄堂到台湾海岛。

最后跨过太平洋，落脚在陌生的美国。

旁人说起他，总说他是军统老人，手上沾过不少事。

到了晚年，这些都像远处的雷声，听得到，碰不着。

夜深人静时，他坐在窗边看月亮。

想的从来不是刀光剑影，是老家的青石板路，是母亲蒸的甜米糕。

八十年代，两岸风声松了。

他让妻儿往返大陆。

每次他们回来，他就搬藤椅坐在客厅。

听他们讲家乡的事。

老房子还在，江郎山的石头没变样。

村里修了新路，孩子有了新学堂。

他听着，一根接一根抽烟。

听完也不说话，只长长吐一口烟。

烟雾漫开，遮住了脸上的神情。

1989年，他开始往老家寄钱捐资助学。

不让留名字，只说是海外游子的心意。

钱汇出那天，他站在窗边往东看。

隔着万里海洋，什么都看不见。

可他总觉得，风里带着家乡的泥土味。

1992年春天，他跟家里人说，我要回去。

医生劝他，心脏不好，长途奔波太危险。

他摇摇头。

再不走，就走不动了。

他不怕死。

怕死了以后，魂魄找不到回家的路。

五月，他携妻儿飞抵上海。

脚踩到虹桥机场地面的那一刻，他停住了。

低头看了看脚下的水泥地，小声说。

我回来了。

从上海去江山的路上，他趴在车窗边。

眼睛一眨不眨往外看。

高楼慢慢变成田野，柏油路变成乡间小路。

越靠近家乡，话越少。

车到村口，他一眼看见那棵老樟树。

离家时樟树就有两人合抱粗。

如今更粗了，枝叶遮了半片天。

亲戚们都等在村口。

他推开车门，脚踩在泥土路上。

看着熟悉又陌生的脸，嘴唇抖了半天。

没说出一个字。

离家是少年郎，归来已是白头翁。

当地政府修葺了他的旧居。

墙面干净，院子整洁。

他走进堂屋，伸手摸了摸木门框。

木纹硌着掌心，还是当年的触感。

他在屋里慢慢走，一步一步。

像要把几十年的空缺，用脚步补回来。

在家乡那几天，他最想去江郎山。

1938年他率部抗日，在石壁刻了两行字。

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

五十多年风吹雨打，他以为字早就没了。

当地人陪着他往石壁走。

八十多岁的人，路不好走，步子却执拗。

终于看到那两行字，他站住了。

刻痕还在，一笔一划都清晰。

他伸出手，一个字一个字摸过去。

指尖蹭过粗石，像摸着五十年前的自己。

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

他没擦。

回到住地，工作人员递过纸笔请他留字。

他接过笔，手抖得厉害。

费了很大劲，写下七个字。

谢谢亲爱的乡亲们。

字不算工整，却一笔一划都很重。

像把几十年的心事，都压进了这七个字里。

在家乡待了九天，他要走了。

临走那天，他在老樟树下站了很久。

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再回来。

他笑了笑，没应声。

他心里清楚，这是最后一面。

车开出去很远，他还回头看。

江郎山的三爿石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点。

他靠回椅背，闭上眼睛。

压在心头几十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回到美国，他的身体垮得很快。

像绷了一辈子的弦，突然松了，再也绷不住。

秋天刚到，他就住进了医院。

于是有了病床前反复的念叨。

毛建光俯下身，在他耳边说，爸，你已经回去过了。

毛森浑浊的眼睛动了动。

像在回想，又像在确认。

过了好一会儿，他轻轻点了点头。

哦，对。

回去过了。

看过了。

声音越来越轻，消散在呼吸机的杂音里。

1992年10月3日，毛森在旧金山去世。

享年八十四岁。

他走得很平静。

他这一生有功有过，历史自有评说。

可在死亡面前，这些都退到了后面。

他最终的身份，只是一个离家七十年的游子。

一个临死前还念着家乡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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