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凌晨，被关押在台北的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陈仪说：“不必了，铭三，你要是念及旧情，就让行刑的士兵麻利点，打我头部。”

蒋鼎文的手停在半空，那碗酒端得久了，碗沿上都凝了一层薄薄的水汽。他本想再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两人都是浙江同乡，早年一起在蒋介石手下做事，虽说不上生死之交，可几十年的交情摆在那里。如今奉命监斩故人，这滋味比吃了一只苍蝇还难受。蒋鼎文心里明白，蒋介石点名让他来干这个差事，既是信任，也是试探，你蒋鼎文当年打了败仗，蒋介石没把你怎么样，如今这得罪人的活儿你不干，还想干什么？

陈仪倒是显得比他还从容。

这位六十七岁的老人站得笔直，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身上那件白色西装虽然旧了，却洗得干干净净。他看了一眼那碗酒，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酒是好酒，菜也是好菜，可这些东西对一个将死之人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要说陈仪这一生，算得上是起起伏伏、大起大落。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一路做到台湾行政长官，接收台湾时风光无限。可二二八事件一出，他在台湾的名声就臭了。后来调任浙江省主席，眼看着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他心里头急啊。这时候，民主人士李济深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劝他效仿傅作义起义。陈仪琢磨着，自己手里就几个保安团，万把人，翻不起什么浪来。可要是能把汤恩伯拉过来，那就不一样了，汤恩伯手里可是握着几十万大军啊。

说起来，汤恩伯能有今天，全靠陈仪一手提携。当年汤恩伯还是个穷小子，想去日本留学却连推荐信都搞不到，是陈仪给他写了推荐信，还掏腰包给了他路费。汤恩伯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又娶了陈仪的干女儿王竞白。回国后，陈仪又把他推荐给蒋介石，这才有了后来那个“中原王”。汤恩伯感恩戴德，跪在地上发誓说这辈子唯陈仪马首是瞻。

陈仪信了。

1949年1月，陈仪写了一封亲笔信，让外甥丁名楠送到上海给汤恩伯。信里写得很明白：释放进步人士，放松江防，迎接解放军渡江。汤恩伯看完信，心里翻江倒海，嘴上说“随后面谈”，可等来等去没动静。陈仪又打了两通电话过去，苦口婆心地劝：“恩伯，我年纪大了，起义不是为我，是为你的出路着想。”汤恩伯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就是不松口。

再后来，汤恩伯把那封信原封不动地交到了蒋介石手上。

蒋介石当时正在溪口老家“下野”，看到信气得七窍生烟。他本来就看陈仪不顺眼，二二八事件那会儿，蒋介石在日记里把陈仪骂了个狗血淋头，说自己“用错人”了。如今陈仪居然敢策反他的大将，这还得了？一道手令下去，陈仪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务，秘密逮捕，押送到台湾。

陈仪被关在台北励志社的牢房里，一关就是一年多。这期间不少故交旧属来劝他，让他写个悔过书，跟蒋介石认个错，说不定还能留条命。陈仪把脑袋一昂：“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他不高兴，可以杀我。”

1950年5月，台湾军事法庭以“煽惑军人逃叛罪”判处陈仪死刑。6月14日，蒋介石批示“枪决可也”。四天后的凌晨，刑车从励志社出发，驶向台北马场町。

车到刑场，天还没大亮。蒋鼎文叹了口气，示意士兵准备。陈仪自己走下车，不要人搀扶。他回头看了一眼蒋鼎文，又说了一遍那句话：“打我头部，麻利些。”紧接着，他扯开嗓子喊了一声：“人死，精神不死！”

枪响了。

陈仪这个人，一辈子毁誉参半。在台湾，二二八事件死了那么多人，这笔账少不了要算在他头上。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起义，选择站在民族大义这一边，这一点倒是没什么可含糊的。只可惜他看错了人，信错了汤恩伯。那个他一手栽培起来的人，最后用一封告密信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汤恩伯后来怎么样了呢？日子并不好过。国民党里从上到下都瞧不起他，连他妻子王竞白都离他而去。蒋介石也渐渐冷落了他。据说汤恩伯晚年常常做噩梦，梦见陈仪站在他面前，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看着他。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终年五十四岁。

至于蒋鼎文，监斩完陈仪之后，据说大病了一场。故人已去，活着的那个心里头也不好受。

陈仪的骨灰后来被迁回杭州安葬。墓碑上刻着他的号：“退素”。退一步，素心人，这大概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注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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