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蛰伏在台湾的陈宝仓察觉到，自己的特工底细迟早会败露，为免除后患，他果断把妻子与4个儿女秘密转移到香港，孤身一人留守险境！
​​他把最后一张船票递给妻子时，手指很稳。妻子师文通攥着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没掉下来。她太了解他了，这个时候问“你怎么办”是多余的。陈宝仓只是拍了拍她的肩，低声说：“到了那边，有人接。孩子上学的事，都安排好了。”

船驶离基隆港那天，陈宝仓没去码头。他守在台北永康街的日式寓所里，隔着窗朝港口方向望了很久。桌上摊着半张没画完的防务工事图，钢笔斜搁在纸边，墨汁慢慢凝了层薄壳。
其实当时没能跟着妻子一起走的，还有他的儿子陈君亮。那时候台湾管制严，适龄男丁都在兵役登记册上，不能随便离境。孩子是后来托了相熟的人帮忙，才辗转绕路去的香港。这事陈宝仓没跟妻子细说，只含糊说都安排妥了，怕她路上悬着心。

留在台湾的日子，他过得和往常没两样。每天准点去国防部公署上班，和同僚寒暄议事，手里的公务一件没落。没人看得出来，这位挂着中将衔的高参，公文夹层里总藏着亲手整理的军事情报。
他是保定军校工兵科毕业的老行伍，画工事图标布防是看家本事。台湾沿海的防御工事分布、各支部队的番号驻地，他都一笔一画写在纸上，标得明明白白。这些情报最后会交到吴石手里，再通过秘密渠道辗转送到香港的情报站。每送出去一批，他就离悬崖更近一步，可他半分退意都没有。

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早年间在抗日战场拼杀，淞沪会战里右眼落下残疾，尸山血海都闯过来了。抗战胜利后看着国民党上下忙着接收资产、中饱私囊，前线士兵连粮饷都凑不齐，他心里早就凉透了。1948年春天在香港加入民革，跟着地下党的同志做事，是他半辈子摸爬滚打下来，认准的方向。明知赴台是闯刀山火海，他还是主动接了任务。

变故在1950年开春炸了开来。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整个地下情报网跟着被撕开了口子。2月底吴石在家中被捕，特务翻遍了整座宅子，搜出了那份陈宝仓手写的驻军防务表。
核对笔迹的时候，特务一眼就认了出来——他写“仓”字有个习惯，下面的口总写成“厶”，这个细节成了最直接的证据。没几天，保密局的人就撞开了他寓所的门。

狱中的折磨常人扛不住。特务用尽手段逼他招供，想挖出整个地下组织的名单。可他从头到尾只认一句话，这些都是正常的公务往来，和旁人没有干系。酷刑熬了一轮又一轮，半个字的机密都没漏出去。后来国民党保密局的档案里，评他“狡狯镇定”，是涉案人里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死刑判决下来是6月10号。宣判那天他脸上没什么波澜，只跟狱警要了纸笔，给老友段翔九留下短短几行绝笔：“永康街十三巷七号段翔九兄鉴：弟已被判死刑，请转知家属，死后即用火葬。陈宝仓绝笔。六月十日。”字写得周正有力，连笔锋都没乱。
当天下午，他和吴石、朱枫、聂曦一同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他腰背挺得笔直，没低头，也没半句软话。枪响过后，他的生命定格在了五十岁。

噩耗传到香港，师文通当场就晕了过去。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托台湾的两位老友帮忙收殓遗体。那时候白色恐怖压得人喘不过气，沾了“通共”的案子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可那两位朋友素来佩服陈宝仓的为人，顶着风险去刑场领回了遗体，悄悄送去火化。
骨灰怎么送到香港，成了横在眼前的难题。正好他三女儿陈禹方的同学殷晓霞，要从台湾经香港去上海考大学。师文通辗转托到姑娘，二十出头的殷晓霞二话没说就应了下来。
船靠香港口岸那天查得格外严，殷晓霞没有入港证，正常通关根本不可能。她咬咬牙把随身行李全扔进了海里，把骨灰盒用布条紧紧绑在腰上，趁着夜色跳进水里，硬生生游着偷渡上了岸。
等师文通接过骨灰盒的时候，盒身还沾着海水，里面的骨灰都浸得发潮。

1951年7月，李济深亲自为陈宝仓开具了遗属关系证明，坐实了他为祖国统一事业牺牲的身份。1952年，毛泽东主席签发了北京字第0009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查陈宝仓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这是新中国首批烈士证，编号排到第九位。
1953年，陈宝仓的骨灰被护送到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当年他亲手送上船的家人，也终于带着他的遗愿，回到了他用生命守护的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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