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青海解放后，他看到解放军帽子上的红星，对站岗的战士说：“我叫廖永和，是西路军的副营长，我要归队。”

站岗的战士先是一愣，看着眼前皮肤粗糙、说着半生不熟汉语的男人。他穿着磨旧的牧民袍子，脚下的鞋子开了边，眼神却亮得惊人。战士不敢怠慢，立刻把情况往上报。没人知道，为了说出这句归队的话，廖永和在草原上等了整整十二年。

1937年西路军征战河西，倪家营子一战部队被打散，廖永和身负重伤倒在雪地里，被当地牧民救了一命。伤还没养好，他就被奴隶主抓去当了放羊的奴隶，动辄打骂，连饱饭都吃不上几顿。他试过好几次逃跑，每次被抓回来都要挨一顿毒打，最险的一次差点被押去送给马家军领赏，半路上遇上土匪才捡回一条命。

1942年他终于找准机会逃了出来，隐姓埋名改了姓氏，在德令哈一带靠修鞋补靴子讨生活。后来经邻居撮合，他娶了当地的蒙古族姑娘，慢慢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蒙语，汉语反倒生疏了，很多话到了嘴边都要想半天才能说出口。身边没人知道他的过去，只有他自己贴身藏着半块磨得发白的红军臂章，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来摸了又摸。

这些年他不是没想过找队伍，可马家军在青海查得严，失散的红军被抓住就只有死路一条。他只能把念头压在心底，老老实实过日子，等着队伍打回来的那一天。他总跟自己说，只要活着，就总有归队的机会。

1949年夏天，马帮的人路过他的修鞋摊，说解放军打进了西宁，帽子上戴着红星，和当年的红军一模一样。廖永和手里的锥子当场就掉在了地上。他当天就把修鞋摊托付给邻居，跟妻子简单交代了几句，揣上几块青稞干粮就跟着马帮往西宁赶。

五百多里路，他走了十八天。脚上的靴子磨得只剩鞋帮，脚底板磨出的血泡破了又长，他就捡块破布裹上接着走。路上帮着马帮赶马扛货，换一口热饭吃，实在累得撑不住了，就靠在土坡边歇一会儿，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当年队伍上的模样。

站在军管会门口的那一刻，他看着门岗帽子上的红星，腿都有些发颤。十二年的奴隶生涯磨弯了他的脊背，看见红星的瞬间，他下意识挺直了腰杆，摆出了当年当兵的站姿。他先是脱口说出几句蒙语，见哨兵摇头，急得脸通红，磕磕巴巴挤出了自己的名字和番号。

身份核实的过程没费太多周折。他能准确说出当年部队的编制、倪家营子战斗的细节，还有自己的上级和战友的名字。廖汉生同志亲自接见了他，听完他这些年的遭遇，握着他的手久久没松开。确认身份的那天，廖永和对着军旗敬了一个迟了十二年的军礼，手一直在抖，眼泪砸在衣襟上，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归队之后，廖永和进了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第二年重新入了党。组织上安排他回德令哈工作，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他在那片草原上吃过苦，也落过脚，如今要回去，带着乡亲们把日子过好。

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先后在德令哈、乌兰等地任职，从区长干到县委书记，始终扎根在基层。他懂蒙语，熟悉牧民的生活，办起事来实打实的，从来没摆过官架子。当年他在这片草原上当奴隶讨生活，如今回来，成了给老百姓办事的干部。

1973年，年迈的廖永和带着妻子回到安徽金寨老家，在红军休养所安度晚年。他把半辈子留在了青海草原，从当年的红军副营长，到流落异乡的奴隶，再到扎根基层的干部，兜兜转转一辈子，他始终没丢过心里的信念。

十二年的苦难磨不掉军人的底色，千里跋涉挡不住归队的初心。信仰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空话，是藏在贴身衣兜里的半块臂章，是十二年不改的执着与坚守。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