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长影厂那场全厂大会上，导演林农气得手指发抖，当着几百号人的面拍了桌子，指着台下的女一号和男配角大吼，说我们拍的是讲正气的戏，生活里作风不正的人别想留在这。

会场上鸦雀无声，几百号人谁也不敢出大气。桌子被拍得嗡嗡响，茶杯盖子蹦起来又落回去，那声响在寂静的大礼堂里格外刺耳。林农的脸涨得通红，手指头还在哆嗦，指着台下那两个位置的时候，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

这事得从头说起。

《艳阳天》这部片子，说起来真是命运多舛。早在1966年初长影厂就张罗着要拍了，导演定的是刘国权和尹一青，男主角找的是长影厂当时最拿得出手的英俊小生庞学勤。剧组都拉到北京郊区昌平体验生活去了，眼瞅着就要开机，结果赶上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全组人被召回，拍摄计划就这么搁浅了。这一搁就是好几年。到了1971年，原代理厂长苏云被任命为厂里的一把手，他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开始重新张罗《艳阳天》的事儿。1972年初打了报告申请恢复拍故事片，三个月后批下来了，苏云第一时间把拍摄计划提上日程，导演定了林农。

林农那会儿刚被“解放”出来没多久。1969年他跟长影厂好多老导演、老摄影师一起被下放了。一个拍出了《党的女儿》《甲午风云》《兵临城下》的导演，就那么被扔到一边去了。好不容易熬到1971年被叫回来，憋着一股劲儿想拍点东西。可《艳阳天》1972年11月基本拍完了，厂里审片的时候直接给毙了，剧本改编不行，人物性格不突出，结构松散。最要命的是男主角庞学勤虽然是大明星，但40多岁的人了，演年轻的萧长春扮相上就过不去。全盘推倒重来。

到了1973年第三次组建剧组，演员大换血，张连文顶上来演萧长春，女一号焦淑红定了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分到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张明子。

张明子年轻、漂亮、有灵气，一进组就被当成重点培养对象。剧组给她安排了个老师，就是演员组的组长王春英。王春英年近四十，在长影厂算是老演员了，参演过《党的女儿》《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论资历、论经验，给新人当老师绰绰有余。

据后来王霆钧写的书里记载，王春英以帮助演员为名经常接触张明子，两人在一辆大解放卡车的驾驶室里出了事。事情很快被人发现，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整个剧组。

那个年代跟现在完全两码事。今天娱乐圈男女演员半夜关上门“研读剧本”可能都不算新闻，可在七十年代初，这种事就是惊天丑闻。当时长影厂刚招了一批年轻演员，迟志强、刘衍利他们都在剧组跟着学习。据迟志强后来回忆，进组大概半个多月就换了两个演员，就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发现了，开大会批判，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看了都害怕。

所以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林农这个人，骨子里是个倔脾气。他1919年生于四川南充一个农民家庭，后来到延安进鲁艺。从抗战时期一路走过来，拍了一辈子电影，最讲究的就是个“正气”。当年拍《甲午风云》的时候，他带着剧组深挖历史、服化道高度还原，硬是拍出了一部经典。文革初期他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帽子挨批斗。一个被冤枉过的人，对“正气”这俩字比谁都敏感。

“我们拍的是讲正气的戏”，这句话从林农嘴里吼出来，分量不一般。戏里演的是肖长春带领群众跟坏人斗争，戏外却出了这种勾当。这不是打脸是什么？

大会开完，处理结果很快出来了。王春英被从演员组组长的位置上撤下来，从此再没能干回演员老本行，后来改行做起了工艺品生意。张明子的女一号被换下来，由陈学洁顶上。但有意思的是，成片里张明子拍的镜头大部分都保留了下来，只是后半部分会突然冒出陈学洁的特写，看得人莫名其妙。

我常想，这事说到底谁对谁错？

王春英有家有室，跟组里年轻女演员搞到一起，搁哪个年代都说不过去。可话说回来，张明子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在那种环境里面对一个年长、有经验、又是领导身份的“老师”，这里面的权力关系，谁主动谁被动，谁引导谁顺从，恐怕没那么简单。然而现实是，出了这种事女方往往承受更大的代价。张明子被换角，名声受损；王春英虽然也丢了饭碗，但至少后来还能转行做做生意。

更值得琢磨的是那个年代的风气。把私生活问题拿到几百人的大会上公开批判，让一个年轻姑娘当众接受审判，这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残酷？林农拍桌子骂人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到底是“正气”，还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道德洁癖？一个刚被下放回来、好不容易拿到导筒的导演，面对组里出了这种“政治不正确”的事，他那股火里，有多少是对艺术的认真，又有多少是怕牵连自己？

历史总是这样，站在今天往回看，很多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林农的愤怒是真的，王春英的错是真的，张明子的委屈也是真的。可把所有这些放到1973年那个特殊的年份里，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政治的、艺术的、道德的、人性的，搅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